第二十三章 欧洲的旧制度 （1648～1789年）（第6/7页）

这些学术性的劳动使人们能够撰写比以前更精确和全面的史学著作，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1776～1788年出版）是其中最著名的史作，其他历史学家，如伏尔泰（卒于1778年）在当时几乎与吉本一样受欢迎。通过在自己的时代与基督教创立之间插入漫长而复杂的人类社会历史，加上各种有趣的历史事件、道德的功能以及神学标准，历史学家使宗教争论的烈火逐渐熄灭。因为在更全面的历史观影响下，教会和国家适当地回归使徒时代的条件——这是宗教改革时期的伟大期望——似乎不再可能了，或者也许从某些罗马皇帝的行为来看，是可以渴望的！

虽然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繁荣，但是纯粹的哲学终于穿越经验主义批评的针眼，强劲而茁壮地形成了，如果说它还有点儿深奥和脱离日常生活的话。笛卡儿以及17世纪追随他的哲学家的演绎推理方法接受了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审视。首先是约翰·洛克（卒于1704年），接着是大卫·休谟（卒于1776年）提出了感觉经验如何与人类思想有关的尴尬问题，并且得出结论：关于任何事物的一定知识都是不可能的。伊曼纽尔·康德（卒于1804年）接受了休谟的结论，但是改变了他的批判逻辑的方向，认为仔细分析人类大脑结构和容量将使我们掌握准确而必要的有关感觉经验性质的知识，因为不可知事物本身只能通过人类感觉和思维模式才能被感知。康德用这种方式为19世纪德国哲学家打开了剖析“精神”的大门，在确立康德此前已经指出的可知的真实性方面，这些19世纪德国哲学家发挥了创造性作用。

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

与17世纪下半期开始进入新时代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进步相比，除了音乐外，美术仍然是保守的。不同的风格出现了，但很快又消失了，各国的流派开始占据突出地位，或者相对衰落，朝着为丰富多样文化传统添砖加瓦的趋势表现自己。但是没有任何事物像牛顿的世界观那样完全新颖地从充满活力而传统的活动中出现。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法国文化的声望达到巅峰。人们崇敬路易十四政府的权力和威严，还夹杂着对法国文学、礼仪、风尚的更多仰慕。古典主义坚信艺术优雅的原则能够被洞悉和遵循，因而在造型艺术和文学艺术中盛行。在伟大的艺术家手里，这种规则不是障碍。例如，伦敦的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伍伦（卒于1723年）、法国的三大古典戏剧家皮埃尔·高乃依（卒于1684年）、莫里哀（卒于1673年）和让·拉辛（卒于1699年）都力图遵循正确的规则，在不太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那里，这些规则就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18世纪，欧洲音乐进入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时代。新的或新式乐器和对音乐定调进行的物理—数学分析，赋予音乐家更多的新演奏技术。由于新技术太多，以至于难以分类，和声和作曲的“古典”原则不会像在文学领域那样成为阻碍因素，相反，通过集中注意力于可掌握的变数，古典规则反而刺激了创造性。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卒于1750年）和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卒于1791年）为后世欧洲音乐树立了标准，这些标准是根本的，虽然不是持久的，正如15世纪线条和空间透视法的发明为欧洲绘画所创立的标准一样。

在文学方面，18世纪中期以后，古典理想逐渐消失，特别是在德意志和英国。对各国中世纪历史的研究，对绰号为“人类心理”的感情悸动的诱导性研究等，都使许多德意志人和一些英国人相信，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只能通过自由发挥灵感才能取得。这种浪漫主义观点与大众的民族语言的新价值结合在一起。例如，约翰·戈特弗莱德·赫德尔（卒于1803年）满怀激情地争辩说，德意志人只有使用德语而不是法语，才能取得民族文学的伟大成就。对文学的民族精神的同样兴趣鼓舞托马斯·佩西（卒于1811年）在他的著作《英诗辑古》（1765年出版）中收集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民歌。

但是过分强调传统欧洲文化史上古典时代之后紧接着浪漫时代的做法是错误的。不同的风格和艺术创造性一直盛行。例如，在英国文学史中，约翰·弥尔顿（卒于1674年）写作了伟大的基督教史诗《失乐园》时，威廉·威彻利（卒于1715年）正在创作黄色的“复辟”喜剧；到本章所述时期之末，罗伯特·伯恩斯（卒于1796年）巧妙的朴实风格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散文（卒于1784年）的字字珠玑的华丽句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样，路德的《圣经》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一直流行，而为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提供共同的知识和感情的古代罗马和希腊的古典文学则永远照耀着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家和艺术家正是依靠这种知识和感情才能创作，并知道任何随意提及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作品能被轻易而快捷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