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1500～1700年的远东（第2/3页）

文化生活证明了中国的极端保守态度。1500～1700年间，中国的任何经验都适应传统学术和敏感性结构。欧洲人固然带来了一些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新东西。新的地理信息、改进了的天文观察技术以及诸如钟摆那样的新奇装置，这些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承认。1601年，以博学多才的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甚至被允许进入北京的皇宫，但是基督教传教士只有在学习儒家学术的端庄外表举止后才能与宫廷学者来往。王朝更替没有长期打破耶稣会在北京的地位。相反，1640～1664年，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与年轻的清朝皇帝建立了不平凡的友谊，对帝国政府的行为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至于全体耶稣会在帝国宫廷的地位，他们对交往的士大夫官员圈子的影响似乎非常小，他们试图向大多数人口传播福音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

相反，中国学者和缙绅完全专注于古典文献，他们用细致、缜密的考据方法，阐述古代儒家著作的真正含义。一种更无危害的、哲学气息更浓的“汉学”因此出现了，它不鼓励隐喻解释的勇敢行为，而较早的新儒家可以自由地进行这样的解释。

没有必要解释，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拒绝严肃考虑来自遥远欧洲“南海蛮夷”的学术和外来思想模式。当国内组织制度机构运行正常时，何必需要贤明、镇定而负责任的人们在这种琐碎事情上浪费时间呢？当帝国在海外威力强大，国内一派太平、富庶、风调雨顺、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学说的原则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当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现实时，为什么还需要任何人都更多地注意外国呢？因此，几乎毫无例外，中国人遵循常识，只是偶然注意一下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中国的新奇事物。

丰臣秀吉和日本的德川幕府

这两个世纪的日本历史完全不同于中国文明的伟大延续性。在这个时期之初，日本正遭受内战之苦。地方武士、强大的寺院武装、以城市为基地的海盗、各地无家可归的冒险者，彼此争战和杀戮，而口头上都说为傀儡帝国政府服务。16世纪40年代葡萄牙人的到来给这种景象带来了重大变化。

欧洲文明的许多方面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欧洲的衣着风格和接受洗礼变成基督徒等时尚迅速传遍日本列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成那些新奇事物，但是很少有人不接受欧洲枪炮。地方领主渴望通过贸易获得金属供应和由葡萄牙人输入的其他有价值的武器。但是正如欧洲一样，当大炮和步枪变成战争的决定性武器时，武器开支增加也意味着只有领地庞大的领主才能购买得起战争取胜所需要的全部武器。政治权力的迅速巩固是其必然结果。葡萄牙船只到达日本海岸后不到半个世纪，整个日本列岛实际上就已经被大军阀丰臣秀吉（卒于1598年）所统一。丰臣秀吉的权威基础是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因为他出身寒微，孩童时代就被迫定亲结婚。他的政府依靠一些武士集团之间的联盟，这些武士集团的成员从指定的村庄获得收入，作为回报，他们为直接首领提供兵役，并通过他而为丰臣秀吉服役。

权力巩固之后，丰臣秀吉企图把日本的军事力量转向对外扩张。他组织了两次对朝鲜的大规模入侵，如果他的叫嚣可信的话，那么他将征服全世界！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丰臣秀吉的军队在朝鲜半岛陆地上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当他去世时，日本军队从朝鲜撤退了，因为日本面临新的内战的威胁。经过一场战役后，丰臣秀吉的部将——德川家族的德川家康成功地取得了最高权力。

日本的新统治者不如丰臣秀吉那么残忍和嗜好对外扩张。他放弃了所有海外扩张的思想，而开始系统地反对国内潜在的真正对手。这意味着，首先，控制海上浪人。对于武士首领来说，被逐出战场赋闲在家，一直可以通过成功的海盗活动得以弥补他的财富，甚至衣锦还乡，力图把以前在战争中受到的损失重新夺回来。德川幕府不愿意面对这种风险。为此，他们首先管理接着完全禁止海上劫掠活动，其结果是中国沿海的安全，我们在前面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日本大量基督教团体的存在对幕府将军似乎也是一种危险。丰臣秀吉曾经于1587年亲自颁布过一个法令，禁止外国传教士进入日本，但是没有实施他的法令，也许因为他担心葡萄牙以中断与他的贸易予以报复。1609年，当荷兰船只首次出现在日本海域时，日本人拥有了其他选择途径，通过选择，他们能够从西方的兵工厂里为自己提供所需要的任何武器。因此，日本对基督教团体的零星迫害活动就变得安全了。1637年，基督教徒在九州发动叛乱，幕府决心予以镇压。历经整整一年，幕府才平息了这场叛乱。战斗的结果是死亡。所有被俘的基督徒，无论欧洲人还是日本人，都被处死。只有少数基督徒秘密地幸存下来了，但是他们力量微弱，没有什么影响。几乎日本的所有基督教人口全部被消灭，给亚洲文明国家中最成功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造成了血腥和灾难性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