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伊斯兰教王国及其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共同体 （1500～1700年）（第2/5页）

当然，内陆地区受到的影响最小。长途运输的盐水、古老的骆驼商队和手工业品贸易模式、城乡交换、跨区域奢侈品贸易等，几乎未受欧洲人的商业活动、商业组织和精神的丝毫影响。但在沿海地区，到1700年，深刻的变化开始显示出来。例如，在奥斯曼帝国，商品化农业得到迅速发展，部分地以来自美洲的玉米和马铃薯、原产于印度的棉花为基础。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色雷斯人和马其顿人，以及居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其他民族，都开始自给自足，他们的牲口用玉米饲养，比以前出口更多的小麦和牛肉，因为新的美洲作物产量比以前的作物高得多。黑海沿岸和爱琴海北部是这种发展的主要舞台。

奥斯曼帝国商品化农业的兴起并未刺激手工制造业的发展。手工业行会仍然坚持传统的生产方法。他们在苏丹卫队中拥有强大的同盟者，1572年后，苏丹卫队的成员与奥斯曼帝国境内重要城市的手工业者联姻，这些可怕的士兵首先被允许合法地结婚。通过包税和举债，购买高级官职，企业精神从手工业和商业中传递出来。官员们然后通过合法和非法方式榨取公共钱财以偿还债务。当然，他们因此使新兴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发展几乎不可能，因为任何能够投资新企业的人都会变成征税官和贪求贿赂的地方官的明显靶子。缺乏手工业制造技术进步，加上对商业企业精神的限制，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出口变得几乎全是农产品。这类似于前一个世纪拜占庭独立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意大利城市控制了利凡特地区的商业。相似性预示了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的病态。

在印度洋，欧洲商人也开始通过系统而有组织地追求利润行为来改变亚洲经济。大型欧洲贸易公司都经常面临国内尽可能出口更多商品给印度以减少白银外流的压力。但是呢绒和其他欧洲手工业品普遍太粗糙，在气候炎热的印度洋沿岸地区难以大量销售。因此，荷兰和英国商人不得不依靠力图发展有利可图的亚洲各港口之间的转运贸易，仅此一项，利润就足以支付他们从亚洲购买运回欧洲的商品，而无须用船只装载大量金银到印度进行交换。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例如，英国人通过预付小额定金给纺织工人而在印度西部地区组织棉布生产。反过来，他们特别规定生产的棉布种类和预付定金的数量，从而控制了流向市场的棉布数量。因此，根据英国要求制造的“印度白棉布”销往非洲和亚洲沿海各地，那里的消费者能够提供有价值的交换商品。这种贸易刺激了东南亚沿海许多地区的迅速发展，那里相对简单、自给自足的社会曾经是主要景象。例如，在这种制度下，缅甸、暹罗（泰国）、菲律宾群岛、爪哇和苏门答腊，商业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主要是农业方面。但是东非发现自己更容易出口人力。非洲沿海变成了一系列捕捉奴隶和为穆斯林世界大规模提供奴隶的据点和港口城市，其规模虽然不能与西非与美洲之间的奴隶贸易相比，但也相当惊人。

荷兰控制下的香料群岛地区甚至见证了更激烈且系统的经济转型。因为荷兰早期实行军事征服的政策，并且发现通过强迫当地年幼的王公缴纳一定数量、能够在世界市场销售的农产品，就能支付行政开支。荷兰就是以这种方式使当地的贵族变成了种植园的监工，把种植者贬为半奴隶。新作物被系统地引进。来自阿拉伯的咖啡、中国的茶、印度的甘蔗，都被荷兰强加于爪哇人，荷兰政策的基础是如何通过最好的商品分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从而谋取最大的利润。

对印度棉纺织工和爪哇种植园劳动者的生活来说，与总部设在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英国和荷兰联合公司的代表所指导的、新型的、市场导向的资本主义企业相比，穆斯林在印度和东南亚通过传统行政管理形式而行使的政治权威显然不太重要，尽管这些公司的主人只有通过被称为“股票”的细纹纸才能被识别！但是，1700年，这是不容易识别的。一个穆斯林政治家或宗教专家能够合理地祝贺自己伊斯兰教经过考验且真实的组织制度已经多么成功地抵御了伊比利亚的十字军活动，在本章时段的开端，伊比利亚的十字军似乎与中世纪十字军的威胁一样严重。在这两种情况下，十字军运动的狂热已经衰退了，然后成功地撤退了，而伊斯兰教王国则继续扩张。还有比这更好地证明安拉的恩宠和伊斯兰教比其他宗教更优越的证据吗？

什叶派叛乱

这种心态引起的自鸣得意更加突出，因为在16世纪初，伊斯兰教遭受了一次宗教打击。穆斯林国家一向对各种教派比较友好，分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基本阵营。许多什叶派集团表面上与逊尼派的礼拜形式相同，但是他们传授一种秘密教义，相信一种有时完全敌视所有有组织的宗教形式的冲动，如贝克塔什派（Bektashi）中的托钵僧。大多数穆斯林统治者公开支持逊尼派的观点，但也容忍不同教派，只要他们不公开攻击官方的宗教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