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 （1000～1500年）（第6/6页）

中国——传统的胜利

正如前文解释过的，中国文明表面上受蒙古统治的影响非常小。当新儒学最伟大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时，新儒学在南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朱熹及其门徒没有像孔子及其门徒那样，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因此，革新从不被大张旗鼓地允许，无论思想还是艺术，也无论态度还是政府管理。

但是由于11、12世纪促进经济发展的某些成就，所以西欧直到18世纪才最终超过中国。例如，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冶铁业，利用焦炭做燃料，比欧洲大约早700年。与此同时，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为扩大国内贸易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南部各个港口开出的大多数海上运输船只开始以空前规模发展海外贸易。

当然，儒家原则上视商人为寄生虫。因此，当一个人经商致富时，他就禁不住购买土地，以变得受人尊敬。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真正的大规模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从未在中国兴起；也许可以称之为原初工业革命（proto-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开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古老的社会形态。

官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是阻碍社会真正发生深刻转型的另一个因素。即使当官方支持一种新式企业时，从长期来看，其效果也不佳。因此，当政府下令停止武器生产的时候，宋朝已经发展起来的冶铁业似乎也终结了。官方先鼓励后压制某种产业的更极端例子是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明朝（1368～1644年）早期，海上长途航行受政府支持，结果是非常壮观的。1405～1433年间，太监郑和进行了一系列航行印度洋的探险活动，在此过程中，帝国船队到达南海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马六甲、锡兰、卡利库特，甚至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并暂时建立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地方的控制。但是此后，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探险活动，禁止中国臣民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或离开陆地。宫廷党派之争可能与这个决策有一定的关系，它对未来亚洲商业和帝国实力平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生活在靠近危险的蒙古边境的北京明朝统治者认为，当政府需要竭尽全力抵御游牧民族的时候，帝国的资源不能浪费于这种与之无关的事业。

有意识地放弃在南海发挥积极作用的这个决策导致中国海外殖民地急剧衰落。这些海域的控制权转移到日本和马来亚的海盗手中，他们很快就使中国沿海平民船只的航行变得不安全。他们沿着中国许多水路渗透到内陆地区，甚至成功地阻断了大运河的运输。

官员可以用这种方式践踏商人和水手利益的事实表明，中国官僚制度是经济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性力量。这种力量基本上被维持，因为大多数官员出身于地主-乡绅阶级，而地主-乡绅阶级的利益在于长期捍卫儒家传统，他们就能轻易地保持对中国社会的全盘支配地位，即使在新的商业财富迅速增长的几个世纪里也是如此。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直到11～12世纪，农业财富与工商业活动的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这种农业进步的秘密是各种新水稻的引进（公元1000年左右），这些水稻成熟期短，在灌溉条件比较好的土地上，一年可以种植两季。更为重要的是，早熟水稻能够成功地在丘陵地区种植，尽管那里的梯田一年只有春季才能得到短暂的雨水灌溉。中国整体农业产量因此大大提高，特别是在以前就适合水稻种植的南方丘陵地区。因此，当贸易和商业繁荣时，地主乡绅阶级也走向繁荣。他们的人数和社会地位的增长可能与商人和手工业者的重要性大致相当。随着曾经部分地保护商人利益（马可·波罗见证）的蒙古统治者被推翻，继之而起的由汉族建立的明王朝，最初组织但接着便正式扼杀了中国的海外贸易。

缙绅阶级的社会支配地位意味着即使诸如火药（中国史料记载说，大约从公元1100年起）、印刷术（756年发明）、指南针（12世纪初第一次被提及）等被认为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技术发明都被控制，仅仅用于加强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力量。例如，印刷术扩大了儒家文人的圈子，但它没有像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那么急剧地用于将非正统的新思想带给大众。同样，火药使镇压地方军阀比以前更容易，从明朝完全驱逐蒙古人到1911年，帝国政府或多或少有效地维持了对全国（除了少数短暂中断外）的中央集权统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传统了。

总之，中国的文化和制度达到了内部完善和平衡，任何整体社会崩溃也只能表面地、暂时地在中国学术传统的载体打上烙印，何况这种整体社会崩溃直到20世纪才发生。19世纪欧洲人渴望接受的稳定神话是由以下事实为基础虚构的：忽视了中国社会更早的时代和许多方面，实际上中国社会一直在变化，即使当政府和官方文化仍然僵化地固守儒家理想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