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蛮族入侵和农耕文明的应对 （公元200～600年）（第2/5页）

这些蛮族国家的根本弱点是相同的。他们的统治者都力图做两件不相容的事情。一方面，通过从新臣民那里榨取劳役和实物，他们力图享受文明生活的奢侈事物。另一方面，获胜的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想保持他们好战的传统方式和精神。但是征服者越变得文明开化，部落与战争联系的传统就越少。在一两代人时间里，安逸的生活和恶习逐渐瓦解了蛮族人的活力和作战的效能。

农耕民族通常厌恶蛮族主人。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倾向于欢迎宣称忠于传统和理想的新解放者。在打退蛮族入侵浪潮方面，中国和波斯用这种方法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公元552年，中国军队联合突厥人打败了柔然联盟，但是突厥人很快就建立了一个与柔然联盟一样强大的草原帝国。公元572年，新帝国统治家族内部争夺王位的斗争导致突厥联盟分裂为东西两支，互相妒忌，并且各自都被内部争夺所削弱。

随着来自草原的威胁和压力的减少，中国的一个新王朝隋朝扫平了中国北方各蛮族国家，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了中国。中国对周边蛮族的军事和文化优势被迅速地恢复了。

几乎以同样的节奏，类似事件在伊朗东部边境出现。公元554年，萨珊王朝的波斯君主联合突厥人推翻了鞑靼人的帝国。572年开始的东、西突厥内部斗争使萨珊王朝把波斯帝国的边界再次推进到阿姆河，因此，把东部边界与伊朗其他地区重新统一起来了。

罗马帝国的衰落

然而，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取得成功。在第一次漫长而残酷的内战和外族入侵的危机（235～284年）中，罗马帝国政府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军事专制主义。这样的政权不得人心，因为官吏都以暴力或专横的方式行事。此外，士兵的意志反复无常。通常，通过士兵叛乱窃据最高权力的将军可能发现，自己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废黜，如果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么就是因为他不能取悦把他扶上权力宝座的士兵。“经过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的有名无实的官员选举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赤裸裸的军人篡权的形式上批准而已。

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对罗马政府进行了两项重要改革。他在拜占庭建立了一座新都城，并把它命名为“君士坦丁堡”；他宣布基督教为受到优待的国教。新都城地理位置优越，既利于贸易，又利于防御，因为它比较容易从遥远的黑海和爱琴海沿岸获得物资供应。罗马（经常被称为拜占庭）帝国政府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持续存在到1204年。

从君士坦丁时期起，基督教也给予罗马政府重大支持。大多数基督教主教都急切地想与皇帝合作，认为君士坦丁及其后继者都是被上帝选择出来统治帝国的。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为赤裸裸军事独裁披上合法外衣的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观念。皇帝提奥多修（卒于395年）通过禁止所有其他宗教信仰，把王位与祭坛的联合推向了终极结果，因此，使罗马正式基督教化。

但是这种奉献引起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基督教徒对教义的理解互不相同。在一个神学理论问题变成大众集会叫喊的时代，各种反对统治当局的不满因素迅速地积聚起来，士兵出身的皇帝和世俗政治意识强烈的主教都觉得难以解决教义争端。

西欧大多数日耳曼王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几乎所有日耳曼国王都接受了一种不同的、被称为“阿里乌派”的基督教。这使他们在大多数罗马臣民眼里是邪恶的异端。所以皇帝查士丁尼（527～565年在位）有充足的理由期待，如果他能打败日耳曼各个国王的军事力量，那么他就能够使当地大多数人站在自己一边。为此，他在西地中海发动了一系列战役，希冀重建罗马帝国的统一。他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在他死后不久，当新的入侵者进犯罗马边界时，他在北非、西班牙和意大利所占领的土地都被迫放弃了。

中国和伊朗对蛮族的回应

中国、伊朗和罗马在6世纪重建国家统一和安全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它们应对的蛮族挑战提供了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制度的充分标准。

中国拥有传统的帝国组织制度优势，它们形成于汉朝，以应对匈奴带来的蛮族威胁。所以隋朝皇帝及其后继者唐朝（618～907年）皇帝都能够忠实地遵循古代帝国的先例，重建一条有效防御突厥联盟的边界。外交、贡金、由汉族军官控制戍边的蛮族雇佣兵等方法全部派上用场。重建防御体系之后，隋朝组建了高效但残酷无情的官僚制度，它的最大功绩是开通了连接长江与黄河的大运河。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中华帝国经济的大动脉。富庶的南方产品能够通过运河输往北方的帝国都城，都城的官员和士兵一直消费由此不断增加的物资供应。称之为“大运河”可谓名副其实，在它贯通后帝国的首都能紧密地控制长江流域，更大规模地调集物资。所以，经重组的中华帝国比汉朝更加强大，能够为战争或和平事业征调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在重新统一的中国有组织的帝国力量面前，蛮族入侵很快便变得不再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