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不应让历史睡去

聂耳之死

长期以来，他给我们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可能只有一句话：“音乐家，国歌的作者”。

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为什么在23岁的年纪就去世了？他的死亡背后有没有什么阴谋？

知道的人可能并不多。

1935年7月17日的傍晚，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海岸监视所，忽然接到了一起报案。

报案的是一名叫滨田宏子的日本女性和一名叫李相南的朝鲜男子。他们焦急地告诉警察：一位和他们一起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的中国人，在海岸边失踪了。

失踪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一点半。滨田宏子和李相南找了3个多小时，依旧没有找到，所以报警。

根据记录，那名失踪的中国人，叫聂守信。

第二天，7月18日的上午，滨田宏子和李相南在又一次去海边寻找无果后，接到了日本警察的通知：那名中国男子找到了，是被打捞上来的，他已经死了。根据法医的检验，死者死于窒息，换句话说，就是游泳时溺亡。

不久后，一位名叫张天虚（又名张鹤，长篇小说《铁轮》的作者）的中国男子赶到，打开棺木，确认了死者身份。聂守信，是这名中国男子的学名，他有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聂耳。

聂耳

聂耳当时只有23岁。

这一年，他刚谱写完的一首歌曲，正在中国大江南北被中国人传唱。

歌曲的名字，叫作《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1912年2月14日出生于云南昆明。

聂耳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用“颠沛流离”四个字来形容，应该也算贴切。

在聂耳4岁那年，父亲聂鸿仪就去世了，母亲彭寂宽一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努力考到了行医资质（聂耳的父亲是一名中医），给人看病开药，维持家庭生计。

不过，母亲的行医并没有影响聂耳未来的职业选择，倒是她另一方面的爱好对聂耳产生了巨大影响——彭寂宽是傣族人，经常喜欢给聂耳哼一些民族小调，并把一些民间故事配成当地流传的小调唱出来。

1919年，聂耳开始进入小学学习。虽然家庭拮据——聂耳连一套童子军服装的钱都交不出，只能转学——但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是，聂耳开始对音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开始自学竹笛、二胡等乐器，还担任了学校学生音乐团的指挥。

1925年，进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的聂耳，每天晚上参加由法籍教师柏希文开办的英语学习会，并向他学习音乐基础理论和钢琴的弹奏。后来，他又向人学习了小提琴。

1928年，发生了一件对聂耳影响很大的事。

聂耳的老师赵琼仙被当局逮捕（她是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戴着镣铐游街后拖去刑场枪毙。赵琼仙一路喊口号，聂耳就叫着“老师”在后面追。赵琼仙就义后，心被挖了出来，当时有些愚昧的老百姓认为吃了能治病，还去抢这颗心。

这件事对聂耳刺激非常大，他认为光学音乐没用，一定要做点实际的事。

16岁的聂耳随后就瞒着家里，报名了滇西军阀范石生组建的“学生军”，参军了。

17岁的聂耳

几经辗转，一年之后，这支学生军在广州解散，聂耳又回到老家昆明，继续音乐的学习。由于聂耳此时开始参与中共地下党的一些运动，慢慢被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盯上，经家人帮助，聂耳在1930年逃往上海。

照片中最右边的女孩子名叫袁春晖，当时是云南私立东陆大学的学生，能歌善舞，是聂耳的初恋女友，也是聂耳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子

在上海，聂耳打过工，失过业，最终还是如愿走上了音乐之路——进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

由于聂耳对音乐特别敏感，很多音乐只要他听到，就能唱出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耳朵”的绰号。

在一次联欢会上，聂耳表演了一项绝技——两只耳朵一前一后地动，结果总经理笑称他为“聂耳博士”。聂耳说：“我已经有三只耳朵了（“聂”的繁体字为“聶”），你们还要送我一只耳朵，也好！”

从此以后，他就索性不叫聂守信，改名叫“聂耳”。

聂耳的生活条件虽然得到了一些改善，但真正让他音乐的灵感开始迸发的，是他之前贫苦的生活经历。

聂耳曾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的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

在上海，他自己去走女工的夜路，体会女工的辛苦，写出了“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的《新的女性》；他去码头蹲点，观察码头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写出了“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的《码头工人之歌》；他每天聆听小报童的卖报吆喝，谱曲后和报童一起修改，写出了“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