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解剖等级 AN ANATOMY OF THE CLASSES（第3/14页）

一个上层贫民充满嫌恶地看着一个赤贫阶层，并非由于其贫穷，而是由于他们糟糕的生活格调。

并不是说最上层的三个等级没有钱。界定他们地位的关键因素并非只是金钱，而是他们拥有金钱的方式。作为衡量一个等级的指标，金钱的来源远比金钱的数量更有意义。将上层的三个等级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是他们继承的财富与自己实际挣得的财富之间的比值。“看不见的顶层”（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文德比尔特家族等），完全依靠继承来的财产。无论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么庞大，如果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比如像电影明星们，就不能位列这一等级，尽管他们的巨额收入和挥金如土的消费可以使他们模仿这一等级的身份。继承的财产——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老钱”⑩——是标志头三个等级的不可或缺的原则，而且最好这个家族的财富已经传了三代或四代人了。不同地区的人们各有不同的微妙方式来鉴别这种财富的“年龄”。英国旅行家乔纳森·拉班在美国中部旅游时，遇上了一位名叫萨莉的姑娘。她告诉他说：“‘新贵’们管密苏里州叫Missouri；‘老钱’们则说Missoura。”

看不见的顶层

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们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曾经喜欢炫耀和挥霍。后来，他们在媒体和大众的嫉恨、慈善机构募捐者的追逐下销声匿迹了。

“当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时，”一位波士顿的蓝领阶层人士说，“我想到的是那些你从公路上压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干脆把最高等级称作“隐蔽的阶级”，他们的豪宅从来就建在远远避开街道或公路两侧视线的地方。他们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就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海沿岸的小岛（他们往往会买下这些岛屿），但求能暂时避开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烦扰，避开惩罚性课税，最后避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万斯·帕卡德推测，正是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吓坏了那些巨富，教会了他们在炫耀自己的财富时变得“谨慎，几乎一言不发”。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财富从一些很能鼓励表现癖的地方（比如纽约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转到了弗吉尼亚的小城镇、纽约州北部的乡村、康涅狄格州、长岛和新泽西州。

19世纪90年代托斯丹·凡勃伦⑪在《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讽刺过的情形与今日相比可谓大异其趣。在他那个时代，富人们喜欢铺张声势地炫耀自己，奢华的仆人和随从队伍就是明证。如今他们藏匿了起来，并非只为逃离妒忌和报复，也是为了躲避媒体对他们的曝光。他们的心机和残忍与凡勃伦时代相比亦大有长进。他们尤其想逃避一个根本不为凡勃伦当年所知的更严重的威胁：福利基金会的乞讨。那些身着三件套笔挺西装的行乞者，总是成群结伙不屈不挠地打搅着这些有钱人。在美国，巨富的最大满足曾经来自炫耀，如今他们不得不隐居山林，真是堪称憾事。

不仅豪宅被藏了起来，“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们也纷纷从他人的窥视和探查里消失了。这一等级的人们往往会极力避开社会学家、民意测验者，以及消费调查人员们详尽的提问和计算。无人对这个等级做过细致研究，因为他们的确看不见。一位“看不见的顶层”的成员极可能会轻蔑地将一份调查问卷扔在地板上，这种视而不见的作风倒是与“看不见的底层”颇有几分神似。正是从这里，我们开始观察到美国等级制度当中最奇妙的一幕—— “看不见的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之间那奇特的酷肖，如果实非“源自兄弟之情”的话。

就像那些隐匿在遥不可及的住宅高墙背后或形形色色的小岛屿上的顶层人物一样，底层的人们也同样隐而不见。他们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机构或幽闭在修道院里，或隐居在寺院和群居村里，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车子或家具的债主、受骗的假释担保人或被欺骗的商人们。这个“看不见的底层”只会短暂地出现在某时某地，比如春天的纽约街头，嘴里一边咕哝着自己倔强的幻想。这个一年一度的仪式性自我展示结束后，他们就会再次销声匿迹。正是由于避开了他人，这两个阶层的人分享着一种同样的焦虑，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见诸报端。底层人物——凡勃伦说他们自己不挣钱，他们只接受钱——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或天赋，而是得益于福利机构或管教体制，他们才能在经济上应付自如。如出一辙，顶层人物也是从别人（祖辈）那里获取财富。还有一个相似之处：这两个阶层的人都极少随身携带现金。从主要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认为，“看不见”的顶层与底层的实际身份大致上明显地证明了一个历久不衰的原则，即所谓“两极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