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第2/2页）

凡此见孝宗不难于节用以恤民，而难于却阉之请，然犹卒以大臣之语而撤阉，则恭俭尚有天资也。后来变本加厉，决非能长保孝宗之德意，要此自见弘治朝保存明代盛时元气之美。

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洪、永间定制，法司断狱，一依律拟议。英、宪以后，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条例由此日繁。八年，以鸿胪少卿李请，命刑部尚书彭韶删定问刑条例。十三年，给事中杨廉复言：“高皇帝命刘基、陶安等详定律令，百三十年来，律行既久，条例渐多。近令法司详议，革其烦琐。臣以为非深于经者，不足议律；非深于律者，不足以议例。望特选素有经术深明律意者，专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贵简之心，革去一切近代冗杂之例，俾以例通律之穷，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嘉纳之。尚书白昂会九卿定议，择条例可行者二百九十余条，与律并行，诏颁之中外。帝所任刑官，前后如何乔新、彭韶及昂与闵珪，持法皆平，会情比律，一归仁恕，天下翕然称颂。至廷杖诏狱等惨酷事，终弘治之世无闻。据《刑法志》：“弘治元年，员外郎张伦请废东厂，不报。然孝宗仁厚，厂卫无敢横，司厂者罗祥、杨鹏，奉职而已。”锦衣卫使，在弘治中亦有可称者二人，初年为朱骥，《明史》无骥传。骥为于谦之婿，因谦获谴。《谦传》言骥自有传，而卒无之。此亦《明史》之前后失照也。《明史稿》有《骥传》。《刑法志》谓骥持法平，诏狱下所司，独用小杖，宪宗尝命中使诘责，不为改。《史稿·骥传》：遇重狱，苟可生者，必为之解。迄明世，论典狱之使，率以骥称首。弘治三年卒官。同时又有牟斌，《刑法志》：“牟斌者，弘治中指挥也。李梦阳论张延龄兄弟不法事，下狱，斌傅轻比，得不死。”牟斌，《明史稿》与朱骥合传。后人正德朝，不容于中官，夺职死。是知废东厂非帝所能，而终帝之世，厂、卫皆循职不为恶，且历朝为中人鹰犬之锦衣卫，于弘治朝即累有贤指挥使可称，亦见“上好仁，则下好义”。经训自不易也。

弘治一朝，多用正士，然初年则首辅刘吉未退，颇受沮挠，至宦官则仅免肆恶。帝于奏请裁抑之臣，率不能用，或且罪之。其间用事者有一李广，《宦官传》：“以符箓祷祀蛊帝，因为奸弊，矫旨授传奉官，如成化间故事。四方争纳贿赂，又擅夺畿内民田，专盐利巨万。起大第，引玉泉山水绕之。给事叶绅、御史张缙等交章论劾，帝不问。十一年，广劝帝建毓秀亭于万岁山，亭成，幼公主殇。未几，清宁宫灾。日者言：‘广建亭犯岁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广惧自杀。帝疑广有异书，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赂籍以进，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帝惊曰：‘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曰：‘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法司究治。诸交结广者走寿宁侯张鹤龄求解，乃寝弗治。时司设监已为广请祠额祭葬，及是，以大学士刘健等言，罢给祠额，犹赐祭。”时更有守备南京太监蒋琮，以前成化间，奸民指濒江补坍沙滩，投献中官，中官收其利，而坍地赋责之民。帝立，诏：“势家悉返投献地。”民乃塑于朝。下御史姜绾等覆勘，琮胁绾右己，绾劾琮罔民利，因及其侵渔诸不法事。琮与绾互讦，累勘卒为宦者所持，其先为守备受投献之太监黄赐，并同时私垦后湖为田之太监陈祖生，并奉使两广道南京之太监郭镛，因大学士刘吉共谮绾等，至下御史十人于狱，贬为州判官，而宥各阉不问。后琮以僭侈杀人，掘伤皇陵气得罪，充孝陵净军。则帝之不能不为阉人所蛊，可考见矣。惟其时亦多贤中官，怀恩、覃吉贻自先朝；有何鼎者，更以得罪张鹤龄兄弟，为皇后所怒，竟由后使李广杖杀鼎。盖孝宗张后，不能法前代诸贤后，纵其兄弟多作过恶，请乞无度，败坏盐法，至废中盐法不行，而投献闲田，明知禁止而不能绝，张氏实蠹政之尤。此亦帝之不得贤后为助，又不能裁制外戚如祖宗时，皆仁而不断之现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