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成化朝政局（第2/5页）

有可以养民之地，而禁民毋入，此明开国时之失策也。六七十年之后，而再有饥民屯聚之患。英宗之不轻用兵，是也，不选良吏抚恤解散，则非也；至成化初，而不能不用兵，兵力所加，即告荡平，其时将帅犹得力。然平定后即仍其故地，不以良吏辟作生聚之乡，亦犹是邓愈见解也。

六年十月，刘千斤余党李胡子等复聚众起事。初，白圭平荆、襄，而流民屯结如故，李胡子名原，始与石和尚等同伙。会岁大旱，人山者九十万人，李与其党王彪、小王洪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聚众为乱，称太平王，署其党为总兵、先锋等，又立一条蛇、坐山虎等号。官军屡战不利，荆、襄诸郡骚然。十一月，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忠先分军列要害，多设旗帜钲鼓，遣人人山招谕流民，来归者四十余万。王彪来觇军，出不意擒之。忠又请调永顺、保靖土兵，合二十五万众，分八道逼之。流民归者又数万。遂击擒李胡子、小王洪等。忠移军竹山，复招流民五十万。斩首六百四十，俘八百有奇。家口三万余人，户选一丁，戍湖广边卫，余令归籍给田。其下令逐流民也，有司一切驱逼，不前即杀之，民有自洪武中占籍者，亦在遣中，戍者舟行多疫死。给事中梁璟因星变求言，劾忠妄杀。白圭亦言：“流民既成业者，宜随所在著籍。”又驳忠所上功次互异。帝皆不听。进忠左都御史，荫子绶锦农千户，诸将录功有差。忠上疏言：“臣先后招抚流民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人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俘获百人，皆首恶耳，今言皆良家子，则前此屡奏猖獗难御者伊谁也？贼党罪固当死，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人，争斗劫杀，若此者，可以久居不遣乎？臣揭榜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声沭之，非实事也。且圭固尝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遗。先时中外议者，谓荆、襄之患何日得宁？今幸平靖，而流言沸腾，以臣为口实。”帝温诏答之。

《纪事本末》：“议者谓忠此役实多滥杀，既树《平荆襄碑》，或亦呼为《坠泪碑》以嘲忠云。”《坠泪碑》为荆襄故事，本为人思羊祜，今以形容项忠之残杀。人揭忠之过，忠则自列其功，一时遂无定论。其实忠亦无善处流民之法，至多比之邓愈而已。

十二年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杰抚治荆、襄流民。初，项忠既平荆、襄，陈善后十事，不过增设营堡巡司，多方侦守，以厉人山之禁。不数年，禁渐弛，流民复聚，朝廷以为忧。祭酒周洪谟尝著《流民图说》，谓当增置府县，听附籍为编氓，可实襄、邓户口，俾数百年无患。都御史李宾以闻。帝善之，遂命杰出抚。

以上文见《原杰传》，而《周洪谟传》不载此事，《纪事本末》略详洪谟之说，其说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

杰遍历山溪，宣朝廷德意，诸流民欣然愿附籍。于是大会湖广、河南、陕西抚按官籍之，得户十一万三千有奇，口四十三万八千有奇。其初至无产及平时顽梗者，驱还其乡，而附籍者用轻则定田赋，民大悦。因相地势，以襄阳所辖郧县居竹山、房、上津、商、洛诸县中，道路四达，去襄阳五百余里，山林阻深，将吏鲜至，猝有事故，府难遥制，乃拓其城，置郧阳府，以县附之，且置湖广行都司，增兵设戍。而析竹山置竹豁，析郧置郧西，析汉中之洵阳置白河，与竹山、上津、房咸隶新府。又于西安增山阳，南阳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阳，各隶其旧府。制既定，荐知邓州吴远为郧阳知府，诸县皆择邻境良吏为之，流人得所，四境乂安。将还，以地界湖广、河南、陕西，事无统纪，因荐御史吴道宏自代。诏即擢道宏大理少卿，抚治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寻以道宏为右金都御史，开府郧阳，著为令。杰召为南京兵部尚书。劳苦成疾，南还，竟卒于驿舍，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涕者。

吾国古时往往有封禁之地，最为闭塞之见解，利弃于地，小之聚乱民，大之召外寇，荆、襄规画，久而后定，足为明代一大事，故详之。郧阳抚治，以都御史开府，体同巡抚，终明世有之，清初尚然，至康熙初裁。旋吴三桂之乱，蔓延川、楚、秦、陇，郧阳复设抚治，康熙十九年终裁。嘉庆初又有川、楚白莲教之事，事平，以达州为绥定府，略如明之设置郧阳，此亦荆、襄上游明时未竟之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