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仁宣两朝大事略述（第2/4页）

成祖崩于榆木川，高煦子瞻圻在北京，潜遣人以朝廷事报高煦，一昼夜使六七次，高煦亦日遣数十人人京伺有变。仁宗知之，既即位，遇高煦益厚，倍加岁禄，赏赉万计，高煦乃上瞻圻前后觇报知朝事。先是瞻圻母为高煦所杀，怨父，屡发父过恶，高煦亦以此陷之。帝以示瞻圻曰：“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穉子不足诛，遣往凤阳守陵。”仁宗崩，太子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高煦旋奏利国安民四事，宣宗曰：“永乐中，皇祖尝谕皇考及朕，谓此叔有异心，宜备之。今所言果诚，是旧心已革，不可不顺从也。”命有司施行，仍复书谢之。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高煦遣枚青人京，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辅系青以闻。御史乐安人李浚亦弃其家变姓名来京上变。帝遣中官侯泰赐高煦书，高煦陈兵见泰，南面坐不拜敕，令泰跪，大言：“靖难之战，非我死力，燕之为燕未可知。太宗信谗，削我护卫，徙我乐安，仁宗徙以金帛饵我，今又辄云祖宗故事，我岂能郁郁无动作？速报上缚奸臣来，徐议吾所欲。”泰归不敢言。锦衣官从泰往者具陈所见。帝怒泰二心，曰：“事定治汝。”高煦疏言朝廷罪过，指斥仁宗违洪武、永乐旧制，与文臣诰敕封赠，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又索诛二三大臣夏原吉等为奸佞。帝议遣阳武侯将兵讨之，杨荣力言不可，曰：“独不见李景隆事乎？”上默然顾原吉，原吉曰：“臣见煦命将而色变，退语臣等而泣，知其无能为。兵贵神速，一鼓平之，先声有夺人之心，若命将出师恐不济。”杨荣言是。上遂决意亲征，令大索乐安奸谍，敕遣黄谦、陈暄防守淮安，勿令贼南走。芮勋守居庸关，留重臣亲王守南、北京，余扈行。辛未，八月十日。以高煦之罪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百神，遂发京师，阳武侯薛禄为先锋。庚辰，十九日。禄驰奏已至乐安，约明日出战。上令大军蔫食兼行。辛巳，二十日。驻跸乐安城北，贼乘城举炮，大军发神机锈箭，声震如雷，城中人股栗。上不许急攻，先敕谕高煦，不报，至是复谕之，又以敕系矢射城中，谕党逆者以祸福。城中人多欲执献高煦者，高煦狼狈遣人奏，明旦出归罪。是夜，尽焚所造兵器与凡谋议交通文书，通夕城中火光烛天。壬午，二十一日。出降，其党王斌等止之，愿一战，高煦绐斌等复人宫，潜从间道衣白席藁出见，顿首请正典刑。上命煦为书召诸子同归京师，赦城中胁从者，改乐安日武定州。乙酉，二十四日。班师，中官颈系高煦父子，锦衣卫械系王斌等归北京。户部尚书陈山于路迎驾，言宜乘胜向彰德袭执赵王，杨荣赞之，蹇义、夏原吉不敢执，惟杨士奇言赵王同反事无实，上亲叔止二人，当仰慰皇祖在天之灵，杨溥与士奇合，白上，事乃止。锢高煦于西内，废为庶人，诛王斌等。及发觉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约举城应者，凡诛六百余人。帝亲制《东征记》示群臣。以玺书封群臣言章示赵王，赵王献护卫表谢恩，伐赵之议始息。四年，宁王权请赦高煦，不许。一日，帝往西内，熟视高煦锁絷状，高煦出不意伸一足勾上踣地，上大怒，命力士舁三百斤铜缸覆之，煦多力，顶负缸起，积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时，火炽铜镕，高煦死，诸子皆死。

《史·高煦传》末，但云高煦及诸子相继皆死，其死状《史》不载。《纪事本末》及《史窃》等书皆载勾上踣地，为铜缸所覆，燃炭镕铜而死之。《史》以为煦自应处死，不足致详。当时刑人之法，本不尽由正轨，官吏之处豪恶，往往立毙以立威取快，世亦无非之者，则此事固无足异也。

亲征之举，惟平此种内乱最有效。高煦所恃尊属至亲，同时将帅多共在行间，既情熟，又慑于帝子之积威，倘少主畏葸深宫，在外互相煽诱，偏裨亦心力不齐，难使用命，无论大将或有二心矣。赫然亲行，人心大震，临之以名分，威之以天下之全力，即军实亦万非一隅之比，逆势瓦解，束手就缚，希冀苟存生命而已。二十余年间事耳，建文初，齐、黄诸公有此识力，何至成靖难之祸？然高煦亦父作子述，直以靖难之举为可世业也者，骨肉相残，固亦逆取之报矣。

仁、宣两朝之善政，无重于作养循良，与民休息，前已言其略矣。安南之得而复弃，隳成祖已成之功，论者有两说：蹇义、夏原吉主不弃，喜边功者和之；杨士奇、杨荣主决弃，喜安静者称之。此固各有是非，然其病根为成祖以来，皆爱用宦官，以扰此新辟之土，不予以同享内地良吏长养之利，而任一太监马骐，括取财物，以失民心，诬蔑长官，使贤者不安其位而去，是宣宗时之弃安南，不过完成其事实耳。永乐中已弃之，洪熙时又重弃之，故不必执安南以言安南，但言三朝之纵容宦寺，即知弃不弃无可争论。其地愈远，朝廷愈欲用阉人为耳目，不弃亦徙损将士，糜国努，疲中国以召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