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三代以下，名为禅让，实乃篡夺，得国惟以革命为正大。革命之起，急于称帝称王者，篡夺之心理也，惟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则必不以己身之名号驾乎为国为民之上。亦有虽不知革命意义，而自量其不足争名号，惟挟其狡健乘乱以傲一时之利者，若群雄中之方国珍，不称名号，而反侧甚久，虽无大志，究不失自知之明，其卒以善终，即其智足自卫。至元之遗忠，由《明史》强列于群雄者，自当别论，其余则无不急于窃号以自娱。太祖依郭子兴以起，子兴起于濠州，与孙德崖辈四人局处一城，未久即为芝麻李余党彭大、赵君用所凌占。彭、赵据濠以称王，子兴反恃太祖得滁而走依之，然即欲称王于滁，为太祖劝阻而勉辍，遂无聊而死。至太祖既下集庆，元集庆路，太祖改应天，即今南京。又得沿江诸郡，始设元帅府及行中书省，自总省与府之事以统军民之政，不过仍元代官署之名为治理之作用而已。元惟仇视汉人，于南人尤甚。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礼其贤俊，得徽州后，邓愈荐徽儒李升，召问治道，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语，太祖善之。就此三语，即可见非当时群雄所能了解。高筑墙，则非流转飘忽之劫盗；广积粮，则非妨农旷土随地因粮之饥军，必如此而后可以救离乱；再以缓称王为不窃名号之表示。太祖善之，此实可信其非浮慕，有事实可证也。至正十六年三月，始下集庆，前一年，先由和州取太平，其间分徇近邑，兵事正剧，乃十七年五月，《纪》书：“上元、宁国、句容献瑞麦。”其急倡农务可知。十八年二月，太祖以军兴民失农业，乙亥，以康茂才为营田使。此皆并世所无之事，不惟倡乱之群雄所未暇，即元之行省又何尝念及此也。至称号一事，终以仍用元代官名无从表异于为元之义军，故于十六年七月称吴国公，而先于十五年奉韩林儿之通檄用宋年号，此非心服刘福通及林儿，为种族之见，人心思宋，奉宋则名义较安耳。嗣后，至林儿为张士诚军所覆灭，福通见杀，太祖以林儿归，时已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败死、张士诚穷蹙之后，乃用林儿名义，进号吴王，犹用林儿龙凤年号。至二十七年，乃以吴纪年，仍无年号，则在林儿已死之后也。林儿本由太祖救安丰时拔回，置之滁州。二十六年，遣廖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覆其舟，林儿死。《永忠本传》言：“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竟无意于此，特林儿本毫无可拥之马矣竖，生死不足计，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儿丝毫庇荫，非借林儿丝毫权势，天下大定，若林儿不死，太祖必有以处之。如汉如夏，力屈来降，犹封以侯爵；郭子兴则追封王爵；若封林儿亦必比于滁阳，及身而止，岂虑其尚有余焰复然邪？廖永忠之瓜步沉舟，实为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拟以名分归林儿，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后来儒生以太祖初用龙凤年号为失策，如《明通鉴》所论，其实亦重视空文，所见与廖永忠相类。总之，不足深论也。

至其勘乱之成功，应外来之机会者半，恃自有之胜算者亦半。当微弱之时，不无以身试验之事；逮规模稍定，即纯以法度裁之，无傲幸求济之事，此为数百年基业所由奠，非奸雄规一时之利者所能及也。太祖当困极为僧之日，居濠之皇觉寺，红军已遍起于徐、颍、蕲、黄，郭子兴以濠应之。太祖思避兵，卜于神，谋所向，去留皆不吉；卜从乱，乃大吉。此非真听命于神也，元之可取，明者知之，但匹夫能否取而代之，此非人谋所能料，从乱军以救死，毫无凭借，将依倡乱之人为凭借，其人又非素有倚信之人，欲往从之，只可以济否托诸命运，故以卜决疑。读史者不当信其卜之有神，但窥其当疑而疑，便非奸人走险举动。夫子兴则平常一倡乱者耳，收容太祖非有真知，猜疑太祖亦无定识，幸自始即得其以养女马公女相配，所配又即最有意识之高皇后，得向子兴妻时时调护，而太祖乃由子兴所任军职之名义外出收军，豪杰归向，一朝开国诸元勋大半结纳于此时。人材之所由聚，大抵由元忌南人，南人尤多在草泽，特无可与共事之人而未出耳。共有效死之计，得可信重之人而效命，宜其相踵而至耳。在子兴军中有亲冒矢石之危，且曾为孙德崖军所执而欲加害，有张姓者力止之，乃与子兴所执之德崖交换释还，此皆微弱时之不无赖有天幸也。

既得应天，领有江南数郡之地，斯时应付三方，其于中原，则纯恃机会。元之兵虽窥败，若得肯奉职之将，究以朝命征调，国威震慑，绝非倡乱者所易敌。脱脱以丞相督师，一平芝麻李如拾芥，再攻张士诚，几下其都高邮州城，以谗去，士诚乃幸免。前平芝麻李时，李余党遁人濠州，脱脱遣贾鲁围濠，亦几陷，贾鲁忽以暴疾卒，围解，否则郭子兴一军亦无噍类，太祖或与并尽矣。脱脱亦已非元臣之知大体者，然尚有为元用命之心，元帝信谗窜逐之，后惟荒淫无道，邪僻用事。刘福通红军四出，其将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王士诚趋晋、冀，遍及山西，分出京东，毁上都宫殿，上都为元世祖始都，即今多伦地。从此元帝无北巡之事，陷辽阳，直抵高丽；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趋关中，陷兴元，今汉中南郑。人凤翔，为察罕帖木儿所破，乃人蜀，又分陷宁夏、灵武诸边地；毛贵出山东北犯，元义兵万户田丰亦降福通，遍陷山东诸郡，合毛贵逼畿辅，顺帝至议迁都，遍征四方兵人卫；福通自出没河南北，取宋旧都为韩林儿都，宋之名号行于中国者大半。元之国势如此，自无暇复问江左，惟义兵中有察罕一军，力遏红军，由陕东下，破宋都，又平山东，几欲荡定中原，骎骎南下。太祖亦已遣使通好，察罕报书而留使不遣。未几，察罕为降人田丰等所刺死，子扩廓仍统其军，来归前使。其时元命户部尚书张昶、郎中马合谋来授太祖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太祖以察罕已死，不受命，杀马合谋，留张昶用之。扩廓虽能继察罕之事，而与察罕同起事者不服，又元将之稍能军者孛罗帖木儿日夜与扩廓相攻，以故太祖终无北顾忧。逮孛罗挟元帝肆虐见诛，元亦不可为矣。此所谓予太祖以机会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