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不宽容（第2/3页）

从那时开始，各种角色就反转过来。法国人民的代表为这个前途不可限量的国家制订了宪法，要求教士们不管具有什么信仰，都必须宣誓忠于这个新政体，就像他们的同胞——教师、邮局员、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要把自己严格地看成国民的公仆。

教皇庇护六世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新宪法对教士的规定直接践踏了公元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签署的各项正式协议。但是议会没有时间考虑先例或条约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教士要么宣誓效忠新宪法，要么退职，饥饿而死。一些主教和教士接受了这个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把手指交叉在一起，履行了宣誓的程序。但是绝大多数教士是虔诚的，他们拒绝发假誓。他们已经迫害了胡格诺教派许多年，现在他们又效仿胡格诺派，开始在荒废了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窝里交流思想、共享圣餐；在乡下的树篱后面布道，并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秘密到他们以前的教民家里进行拜访。

通常情况下，他们比新教徒在类似的情境下过的生活好得多，因为法国的秩序已经乱作一团，就连对付宪法的敌人，也只能勉强采取一些敷衍了事的措施。由于这些出色的教士们——一般称他们是拒绝宣誓的倔强分子——似乎没有人想冒上断头台的危险，所以很快就壮着胆子要求官方承认自己是“可以被容忍的教派”，并要求享有特权，而在过去的3个世纪中，也正是这种人顽固地拒绝把这些特权交给自己的同胞加尔文教徒。

革命的宽容之处

我们如今处在没有这方面风险的公元1925年来回顾那个年代，难免感到它既冷酷又滑稽。但是官方当时并没有就他们的要求采取明确的措施，因为极端的激进分子已经彻底控制了国民议会。由于法庭的背信弃义，加上国王陛下昏聩地与外国结盟，结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引起了从比利时海岸到地中海海岸的惊慌。它导致了从公元1792年9月2日至7日的一系列屠杀。

从那一刻起，这场革命注定要堕落成恐怖统治。

饥肠辘辘的百姓开始怀疑自己的领袖正在搞一个大阴谋，要把国家出卖给敌人，这时哲学家们试图通过渐进的方式取得成果的努力便成为了泡影。下面发生的剧变在历史中并不足为奇。在如此巨大的危机之中，处理政务的权力很容易落在残酷无情的人手中，认真学习历史的学者都很熟悉这一事实。但是这出戏的主要演员居然是个一本正经的人，一个楷模，一个纯粹美德的化身，这的确出人意料。

等法国开始明白了新主人的真实本性，已经为时过晚了，这就好比是在协和广场的绞架上白费唇舌说一阵过时的警告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这几个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但是只有等历史学家变成了心理学家，或者心理学家变成了历史学家，才能真正解释或理解那些在极度痛苦中决定民族命运的黑暗力量。

有些人认为是愉快和光明统治着世界。有些人则认为人类只推崇一个东西：专横的力量。从现在起几百年后，我们或许能在这二者之间作出一个选择。然而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法国大革命是所有社会学的试验中最伟大的，它是暴力的神化。

一些人想通过理性建起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但他们不是自然死亡，就是被那些他们原本想给予荣誉的一帮人处死。随着伏尔泰、狄德罗、杜尔哥、孔多塞这些人的消逝，新至善论的无知信徒变成了国家命运的有争议的主人，他们把这项崇高的使命弄得乱七八糟。

在他们统治的第一阶段，胜利掌握在宗教的敌人手里，这些人出于某些原因，憎恨基督教的种种象征。他们在往昔教士专权的日子里默默地忍受了深重的灾难，一看到教士穿的黑色长袍就愤怒不已；一嗅到香火的气味，就会勾起早已忘却的狂怒，致使脸色发白。还有些人认为可以借助数学和化学来反对上帝的存在。于是，他们联合起来，着手摧毁教会和它的作品。这是件毫无希望的事，充其量是一场徒劳无功之举，却是革命心理的特点之一。正常的变成了不正常的，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每天发生的事。于是，一纸国民政府的法律公文就废除了基督的旧历，废除了万圣节、圣诞节和复活节，取消了星期和月份，重新将一年划分为十天一段，每十天有一个非基督徒的休息日。接着，一张废除崇拜上帝的声明，使世界失去了主心骨。

但这段时间并不长。

在空荡荡的雅各宾俱乐部里，无论如何滔滔不绝地做着各种解释和辩解，这种虚空的主张还是得不到大多数公民的认可。他们连两个星期都没忍耐得了。旧神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那为什么不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创造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