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第2/3页）

在这紧急关头，雷伯莱顿想起了几个月前出版的颇受欢迎的《医学万能辞典》。他把医学卷的编辑找来，当场就聘任了他。这样，一本专科的全书就变成了《百科全书》。这个新编辑就是丹尼斯·狄德罗，这项本来是艰苦而枯燥的工作变成了18世纪对人类整体启蒙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狄德罗当年37岁，他过着既不安逸也不幸福的生活。他不愿意上大学，拒绝做一个年轻体面的法国人应做的事。他一离开耶稣会的老师，就前往巴黎，当了一个文人。经过短时间忍饥挨饿的生涯（按照两个人挨饿和一个人挨饿是同样的逻辑），他和一个后来证明是虔诚得可怕的悍妇结了婚。这种结合绝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少见。但是他得养活她，就必须得做各种杂活儿，并编辑各种各样的书，从《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到声名扫地的修订版的薄伽丘的《十日谈》。然而在他内心，这个拜勒的学生依然忠于他的自由思想。不久政府（像处于艰难时期的政府一样）发现，这个并不使人讨厌的年轻作者对《创世记》第一章描述的创世故事抱有严重怀疑的态度，是一个不得小觑的异教徒。结果，狄德罗被带进了万塞纳监狱，被严密监禁几乎有3个月之久。

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后，才当了雷伯莱顿的雇工。狄德罗是当时最能言善辩的人。他在这个由他领衔的项目中看到了出人头地的机遇。仅仅将钱伯斯的旧资料修改一番简直是降低身份。当时正处于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太棒了！雷伯莱顿的百科全书要让每一个可以想到的题目具有最新消息，文章要由各个领域最有权威的人士撰写。

狄德罗对此满腔热血，他实际上说服了雷伯莱顿让他全权负责，并且不限制时间。然后，他列出了一个同他合作的人员名单，取出一张大页纸，开始写上“A，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等等。

过了20年，他终于写到了最后一个字母“Z”工作完成了。然而很少有人能在这种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雷伯莱顿聘任狄德罗时，他原有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但他每年给编辑的薪金从不大于500美元。至于那些应该提供帮助的人，唉，我们都知道会是怎样一种情况。他们或者是当时很忙，或者说下个月再写，或者得去乡下看望祖母。所以，尽管教会和政府的官员们的谩骂使他感到不快，他还是得亲自做大部分的工作。

现在他的百科全书的版本很少见了。这倒不是因为好多人想得到它，而是因为好多人都要毁掉它。一个半世纪之前这本书就被斥责为有毒害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淹没在一片怒吼声中。而在今天读起来却像给婴儿喂奶的器具一样单调无害。但是，对于18世纪教士们中更为保守的人们来说，这部书就像吹响了冲向毁灭、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的响亮号角。

当然，人们进行了那种司空见惯的谴责，指责总编是社会和宗教的敌人，是既不信奉上帝和国家、又不相信神圣家庭关系的放荡恶棍。但是公元1770年的巴黎只是一个规模宽阔的乡村，彼此之间都很熟悉。狄德罗不但主张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做好事，寻找真理”，而且也真正实践之。对饥肠辘辘的人，他敞开大门来招待。为了人类每天工作20个小时，除了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叠纸外，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回报。这个一门心思努力工作的人是美德的典范，而这些正是高级教士和君王们明显缺少的，因此要从这个角度攻击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官方就想方设法找他的麻烦，建立了一个谍报系统，总在他的办公室周围窥探情况，还会对狄德罗的家进行突袭搜查，没收他的笔记或者有时干脆禁止他工作。

然而这些障碍丝毫没能阻抑他工作的热情。这个大项目终于完成了，《百科全书》真的按狄德罗预期的那样竣工了！有些人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嗅出了新时代的气味，知道世界急需全面彻底的大修，《百科全书》便是他们重整旗鼓的转折点。

看来我对这位编辑的真实形象有点夸大。

但他毕竟还是狄德罗，整天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每星期富裕而睿智的朋友霍尔巴西男爵请他去饱餐一顿的时候，他就兴高采烈。当4000册书销售一空时，他会感到十足满意吗？他和卢梭、达兰贝尔、杜尔哥、爱尔维修、沃尔涅、孔多塞，还有其他许多人是同时代的人，所有这些人享有的声誉都比他高得多。但是如果没有这部《百科全书》，这些卓越者就不可能发挥他们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社会和经济的纲领。它告诉我们当时那些领袖们的真实思想。它具体陈述了不久之后就统治了整个世界的那些理念。它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决定性时刻。凡是有耳朵能听，有眼睛能看的人都知道，法国已经到了紧要时刻，必须采取某种严厉措施以避免即将临头的灾难，然而这些有耳朵有眼睛的人却拒绝采取措施。他们全都非常固执地坚信——和平只能靠严格执行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过时了的法律来维护。当时这两个党派实力相当，都保持着原样，这就导致了奇怪的复杂情况。法国在保卫自由中起了引人瞩目的作用，它给乔治·华盛顿先生（一名共济会成员）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并且为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先生安排了愉快的周末晚会，别人称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称他为朴素的无神论者。这个屹立在大西洋岸边的同一个国家又是各式各样进步的仇敌，只有在判处哲学家和农夫都要过同一种贫困而无生机的生活时，才表现出一点儿不偏不倚的民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