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第3/7页）

这不仅使他赚了一笔急需的钱（他非常需要钱），而且使他获得了才子的声誉，这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其实是很不幸的。因为从此以后，人们把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开的能在几小时内博得人们欢迎的玩笑都归到他头上。顺便提一句，这也是他到英国学习自由政治家研究生课程的原因。

公元1725年，伏尔泰对古老而又昏庸的罗汉家族开了（或没开）几句玩笑，罗汉的骑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一定要对此有所报复。当然啦，古代统治者的后人是不可能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的，所以，这位骑士就把复仇的事交给了他的侍从们。

一天晚上，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就餐，有人告诉他外边有人要跟他谈一谈。他走到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打了一顿。第二天这件事在镇子里传开了。伏尔泰在打扮得最体面的时候也活像漫画上的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好几份通俗评论的再好不过的话题。只有采取一种非常断然的措施才能挽救他的声誉，使他不至于在滑稽报纸的手里声誉扫地。肚子里的生牛排一给他鼓劲，伏尔泰先生就把他的见证人送到罗汉骑士那里，然后开始紧张地练习击剑，准备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

天啊，等到决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发现自己再次被送进监牢了。罗汉这个地地道道的无赖，把这次决战的事情通告了警察，于是这位要决斗的作家勇士就被拘留了起来，直到给了他一张去英国的船票才被释放。伏尔泰被打发向西北方向起程，并且被告知，只要国王陛下的宪兵不发邀请，他就不得返回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的城内和郊区住了整整4年。不列颠王国并不是个真正的天堂，但和法国相比，多少还有点像天国的样子。

皇家断头台给这块土地投下了一道阴影。公元1649年1月30日，是所有身居高位的人永远不会遗忘的日子。发生在死去的查理国王身上的事也会（在稍加修改的条件下）发生在任何胆敢把自己置于法律之上的人的身上。至于国教，官方教堂理所当然要享受某种权力和优厚的待遇，但是愿意在别的地方做礼拜的人也可以平安度日。与法国相比，宗教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承认是无神论的人和某些令人讨厌的不信奉国教的人，偶尔也会到监狱里逛一逛，不过对于法王路易十五的臣民来说，英国一般的生活条件还算是完美的。

公元1729年，伏尔泰回到法国，虽然得到了允许可以居住在巴黎，但是他很少享受这种待遇。他像一只战战兢兢的动物，乐意从朋友们手里接过一块白糖，却又总是非常警觉，稍微有一点儿危险的迹象，马上就会逃离。他努力地工作，写出了大量作品，根本不管时间和事实，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渊博和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40岁时，他已经步入当时最为成功的文学家之列了。

另一件事使伏尔泰接触到了另外一种文明。

在遥远的普鲁士，开明的腓特烈国王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大声地打着呵欠，期望可以找到几个能使他快活的人做伴。他非常尊崇伏尔泰，多年来一直想把伏尔泰请到柏林来。但在公元1750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这样的移居就等于迁到荒无人烟的弗吉尼亚。腓特烈一再提高给伏尔泰的款项，伏尔泰才接受了邀请。

伏尔泰来到柏林，矛盾也就开始了。普鲁士国王和这个法国剧作家都是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不可能指望着这两个人毫无怨恨地在同一个屋檐下和平共处。经过两年的你争我斗，一场无关紧要的争吵就把伏尔泰赶回了他乐意称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学到了一条有益的教训。也许他是对的，普鲁士国王写的法国诗歌真的很糟糕。但是国王陛下对宗教自由的态度却是无可指摘的，这就是他比欧洲的任何一位君主更值得一提之处。

在差不多60岁的时候，伏尔泰返回了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心情去接受法国法庭严酷的判决，而法国的法庭正是靠这种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词句抗辩。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伟大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光芒，而人类却不愿意利用它，这使伏尔泰一生都很恼火。伏尔泰痛恨和厌恶各种形式的愚蠢。他把大部分愤恨都发泄在那些“邪恶的敌人”身上，像古罗马的政治家加图一样，总是威胁要毁灭它。这个“邪恶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广大群众的懒惰与愚蠢”。这帮人只要有吃有喝，有地方休息就拒绝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