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督的曙光（第3/8页）

就这样，基督教徒和当局之间终于爆发了漫长而痛苦的游击战。究竟有多少人伤亡，我们没有掌握到准确的数字。依照公元3世纪著名神父奥利金(2)——他的好几位亲属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宗教迫害中被杀的说法，“为信仰而死的真正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可以很容易地统计出来。”

我们追究一下早期圣徒的生平踪迹，就会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系列的血腥故事。我们禁不住心生疑惑：一个如此屡遭杀戮迫害的宗教，何以能流传下来呢？

不论我给出什么数字，肯定都会有人说我是个带有偏见的骗子，所以我将保留观念，而由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人们只要研读一下罗马皇帝德西厄斯（249—251年在位）和瓦莱里安（253—260年在位）的生平，自然会对那段最黑暗的迫害时期的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有一个相当清楚的认知。

此外，如果读者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如此开明的君主都承认：不能很好地处理基督教徒的问题，就会明白远在帝国的偏僻角落，又想尽忠职守的无名小吏们所面临的难题了：他们必须或者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言，或者处决自己的邻居亲朋，因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遵守帝国政府赖以自保的几条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教徒们并没有因为异教徒的虚伪温情而止步，而是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公元4世纪晚期，罗马元老院中的基督教徒抱怨说，聚在一个异教偶像的阴影下使他们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于是，格拉提恩皇帝便下令将胜利女神像搬走了。这座女神像在恺撒修建的大厅内已经矗立了400多年。好几位元老对此举提出异议，结果非但毫无益处，而且还导致其中的一些人被发配流放。

这时，有一位声名远播的忠诚爱国者昆塔斯·奥勒留·希马丘斯，写了一封有名的信，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

“为什么我们这些异教徒和基督教邻居不能平静和谐地相处呢？我们抬起头望到的是同样的星空，我们是并肩走在同一行星上的伙伴，而且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之下。人们选择不同的道路追寻终极真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生命的奥秘如此费解，通向答案的途径不该只有一条。”

这样想的人不止一个，也有不止一个人看到罗马宗教宽容的传统已经受到威胁。就在胜利女神像被搬移的时候，罗马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是拜占庭的两派相互对立的基督教徒。这次争吵引发了有史以来关于宽容的一场最富智慧的讨论。讨论的负责人是哲学家泰米斯提厄斯，这个人一直信奉祖先的神灵，当瓦伦斯皇帝在正统基督教徒和非正统基督教徒的争论中偏袒一方时，泰米斯提厄斯觉得有责任提醒皇帝不要忘了自己的真正职责。

他说：“有这么一个王国，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在其中施展任何权威。这就是道德之国，个人宗教信仰之国。在其中实行强制，势必会导致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皈依和伪善。所以统治者还是容忍一切信仰为好，因为只有凭借宽容才能避免民众的争吵与冲突。何况宽容还是一道神圣的道义。上帝自己就已经明确地表达了容忍多种宗教的意愿。只有上帝才能判断人类渴望理解神圣玄机的方法正确与否。上帝在对他奉献的各种崇拜中感到高兴，他喜欢基督教徒使用的某种典仪方式，也喜欢希腊人、埃及人的其他典仪方式。”

这说得多好，可惜却是对牛弹琴。

旧的世界及其观念和理想一起死去，任何让历史时钟倒转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生活意味着进步，进步则意味着磨难。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地瓦解，军队全是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反叛暴徒，边境地区已经处于公开叛乱的状态，英格兰等边远地区则早已屈从于野蛮民族(3)手下。

当大灾难终于降临时，几百年来一直投身政界的聪明的年轻人发现，所有晋升之阶都被堵死了，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在教会任职。如果你是西班牙主教，就可以行使先前由地方长官执掌的权力；如果你是基督教作家，只要愿意全身心地投入神学命题，就一定可以拥有众多读者；如果你是基督教外交官，只要肯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宫里代表罗马主教，或者敢于冒险到高卢或斯堪的纳维亚的腹心地带，与那些野蛮部落的酋长修好，就一定能够迅速飞黄腾达；如果你是基督教财务官，则可以通过管理那些迅速扩大的房地产来发财致富，就像拉特兰宫的占有者一样，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富豪。

在过去的5年中，我们也目睹了一些具有相同性质的事情。到1914年为止，欧洲中部那些野心勃勃、不依靠手工劳动谋生的年轻人，几乎悉数进入了国家机构。他们在不同的帝国陆军、皇家海军里担任军官；他们占据着司法机构的高级职位，掌管财政，或者在殖民地担任几年地方长官或驻军司令。他们并不期待变得非常富有，但是职位给他们带来极高的社会声望，而且只要再发挥一些智慧、勤奋和诚实，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舒适而又备受尊敬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