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第2/5页）

近人多说，中国是一封建社会，或说是农业社会。但工商业大都市之兴起，远在两千年以前，绵亘迄于清末。如苏州，乃春秋吴国之都城，历代皆为名城。至北宋末，金兵渡长江，苏州一城居民死者达五十万人。广州自秦迄清，为中国南方海外通商要埠，唐末黄巢之乱，广州有大食商户死者达十万人。扬州自汉代迄清末，其地繁华，屡见文人称道。自长安、洛阳以外，其他都市，成为工商中心的，见之史籍，屈指难数。其国外贸易，单就丝绸、瓷器、茶叶等几种，无不获大利如拾芥。中国非无盛大之工商业，只不从工商业中展演出资本主义。近人亦多知中国爱和平，但在中国历史上，武功辉赫的时代亦屡见。汉代匈奴一支西遁，引起了欧洲方面之大纷扰。唐代突厥一支西遁，又在西方历史上引起大波动。蒙古帝国震烁亚、欧两洲，但其入侵中国，最后始获逞志。其最先失败，亦在中国。明代朝廷航海使节，屡次远航，达于非洲之东岸。随之华侨遍布东南亚，但绝未在海外营建殖民地。

推厥原因，实以中国两千年来，有一传统的士人政府。政府力量，不在贵族，不在军人，不在商人，而在一辈有特殊教育与特殊理想的士人手里。而此辈士人之教育，则操在社会下层之士群，不操在政府。即如汉武帝时代，兴起国立大学，掌教者为五经博士，皆由民间来，自有其客观标准。

不仅政府卿相高职，皆由士人出身，皆在士人群中选拔任用。即储君皇太子，及其他皇室亲贵子弟，皆与士人受同样教育。有几个朝代，如宋如明，即在皇帝本人，亦同时受教。内廷设经筵讲官，选朝廷名儒为之。故中国儒家，虽不成一宗教，而其为中国人信崇，上自政府，下达民间，一致不异。在唐以前则称周公孔子，在宋以后则称孔子孟子。仁义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一共同理想，共同规范，皆从教育中展出达成之。近言之，可说是自汉以下之两千年；远言之，可说由西周以来之三千年，中国人早知标举一人生共同理想，无上无下，自政府至民间，皆须为此共同理想受教育。此事由周公开其端，至孔子而大成，又得孟子之阐扬。中国历史上之政府与民众，同样由此教育所栽培而领导。士人政府之大体制，亦赖此维持而不变。

在中国历史上，士人政府之贡献，不仅如上述，使中国不走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两路线。而在政治制度上，如上述教育制度、选举制度、考试制度，为传统的士人政府特所重视外，其他如赋税制度，在每一朝代开始，必先规定一赋税标准，全国一律遵守，而以轻摇薄赋为主。非经绝大事变，不得轻易更革。又如每朝刑律，多经名儒集体讨论规定，为上下所共守。而职官之分配与叙用，皆有规定。凡属皇室戚属，亦得封王封侯，然仅止于衣租食税，不预政府实际政事。武臣得军功，亦仅酬以爵位与勋级，不复有官职。军队则先采全农皆兵制，如两汉。后改全兵皆农制，如唐之府兵与明之卫府。军队解甲归田，均为生产分子，可不费国家之给养。平常只有中央政府少数卫兵，及遇需要处之边防戍卒。全国各地既无警察，亦几乎无军队。工商业全属自由，惟只许其为有限度的私家谋利，不许其经历选举考试而参政。士人之经选举考试而参政者，皆从农村中来。又全国参酌人口额与赋税额之多寡，而定各地录取之标准，务使全国士人，皆获参政机会，政府中全部官员，使全国各地均有沾及。其选举考试以及铨叙升降，权在政府，各有专职。皇帝只在任用高位高职如宰相等，始获参加意见。政府中又特设有监察与谏诤各职，监察偏及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谏诤则更要在专对皇帝以及宫廷之内部。又皆用中下级官员，鼓励其直言无顾忌。政府遇大事，并常采集议制，听取多方意见，民间亦得上书发言。政府并设置极多职位之学官，仅从事于学术事业，如校书编书等，如唐代编《唐六典》，宋代编《太平御览》，元代编《元典章》，明代编《永乐大典》，清代编《四库全书》，皆由政府网罗群士为之，其他编纂不胜举。

总之，中国传统的士人政府，乃使政府成为一士人集团，学术与政治，并无严格划分，而政治常受学术领导。学术命脉则寄托在教育上，教育精神则寄放于自由民间。即如汉武帝表章六经，罢斥百家，此一动议，便自民间来，在其太学中之五经博士，亦都自民间来。又如宋代，采纳胡瑗在苏州湖州的讲学制度，来重订国立太学制度，又延聘其主持太学之行政及教授事务。举此两例，可见中国历史上士人政府传统下的教育制度，在外貌上，像是一套完整的，由上而下的公立教育。但在实际上，在其内在的精神上，则全由在下民间社会私家讲学所主持，所领导。而中国民间私家讲学，则两千年来，一依孔孟儒家思想为主干，为依归。所以中国人两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儒即是士，士即是儒。儒家教义，乃成为中国历史上士人政府一最高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