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狭义的部族政治下之民变【清中叶以下之变乱】（第6/7页）

其用兵次第，亦始终牢守一个计划，按步推进。

曾国藩于咸丰三年奉谕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嗣皖事日棘，又奉谕赶办船只，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下，与江忠源会战皖贼。咸丰四年，水师挫于湖口。五年，罗泽南回援武昌。六年，罗泽南卒。七年，曾丁忧回籍。湘军克复湖口。八年五月，曾奉谕令驰驿前往浙江办理军务。七月抵九江、南昌，途次奉谕，即以援浙之师，移剿闽省各匪。十月，李继宾败于三河镇。十一月，又奉谕移军赴皖，著斟酌具奏。九年【是年作〈圣哲画像记〉】六月，奉谕著即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八月行抵黄州，奉谕饬缓赴川，暂驻湖北，为进剿皖省之计。十年十月，奉谕著统筹全局，保卫苏、常。又奉谕，迅速驰往江苏，署理两江总督。六月，奉谕补授两江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十一年，克复安庆。是年，胡林翼卒。十月，奉谕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左宗棠援浙。同治元年，李鸿章赴沪。三年，克复金陵。

此数年间，清廷虽知曾国藩才力可依，然并不曾想以削平洪、杨事业全付湘军之仔肩。忽而令之援浙，忽而令之援闽。忽而令之入川，又忽而令之赴苏。若使曾国藩遵从清廷意旨，必致一事无成，全局失败而止。

惟曾之意中，早有一整个讨平洪、杨之腹本。因此清廷命令，彼必宛转因应，令其与自己计划相应而止。其前锋则由九江逐步推进而至安庆，其后部则由湖南逐步推进而至武汉。稳扎稳打，一面应付洪、杨，一面应付清廷。又一面则团结共事之人才，如骆秉章、胡林翼等。直至咸丰十年，有统筹全局之旨，始稍得舒展。然当时朝意命其驰往江苏，江、浙地方乞援者，又连翩而来。而曾之步骤，依然不变。直至同治元年，始发出浙、苏援师。先后十三年，虽兵事利钝，瞬息千变，而进退计划，前后一贯。反观洪、杨，自三王内讧以后，石达开远行，内部即少可仗之才。李秀成、陈玉成仅为战将，虽东西驰突，不无一逞之威，然中枢不能发踪指示，阃外不能利害专断，狼奔豕突，漫无把握。两两相较，成败自判矣。

曾国虽在军中，隐然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网罗人才，提唱风气，注意学术文化，而幕府宾僚之盛，冠绝一时。【薛福成有《湘乡幕府宾僚记》】

其时满臣如赛尚阿、讷尔经额，既先后以钦差大臣失律被谴。文庆为大学士直枢廷，屡请破除满、汉畛域，用人不拘资地。曾国藩初以击贼失利，谤议纷起，文庆独主宜专任讨贼。胡林翼以贵州道员留带楚勇，以国藩荐拔，一岁间擢湖北巡抚。袁甲三督师淮上，骆秉章巡抚瑚南，文庆荐其才，请勿他调。时军事方殷，迭饬疆吏及各路统兵大臣，奏举将才。林翼举左宗棠，予四品京堂，襄办国藩军务。沈葆桢、刘蓉、张运兰，命国藩、林翼调遣。他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继宾、李继宜、彭玉麟、杨岳斌等，俱以末弁或诸生，拔自戎行。当时称曾、胡知人善任，荐贤满天下。曾、胡之得自由荐擢人才，实为湘军成功又一因。

至于洪、杨自东、北、翼三王内讧以后，天王惟用兄弟、戚属为亲信。

李秀成《供状》：“主上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臣。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省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驸马钟姓、黄姓。第五、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

文治制度方面，在南京十二年，可算绝没有些微上轨道的建设。亦不能搜罗原来团体以外之人才。【如钱江、王韬等，气局远不能与左、李、罗、彭相比拟，然粤军并此不能用。】

欲妄想以天父、天兄之欺妄深山愚民者，欺尽天下。

此层虽粤军中将领亦各自知之。如李秀成《供状》即再四提及此层，慨乎言之，谓：“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置军务、政务于不问。”又曰：“不问军情，一味靠天，别无多话。”又曰：“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又曰：“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那天朝、天军、天民、天官、天将、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责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实言也。何人敢称我兵者，五马分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