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下）（第3/5页）

其时至于数百年不见水灾。

元任仁发水利集谓：“钱氏有国一百有余年，止天福年间一次水灾。宋南渡一百五十余年，止景定间一、二次水灾。盖由当时尽心经理，其间水利当兴，水害当除。合役居民，不以繁难；合用钱粮，不吝浩大。又使名卿重臣，专董其事。又复七里为一纵浦，十里为一横塘。田连阡陌，位位相承，悉为膏腴之产。遂使二、三百年之间，水患罕见。今以为浙西地土水利，舆诸处同一例。任地之高下，任天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间，水患频仍。”任氏此论，谓诸处亦与浙西同例。苟能同样如五代、南宋时对浙西之经营，则亦同样可以有利民润生之效也。

遂有“苏常熟，天下足”之谚。惟兼并之事，亦因之而起。

理宗淳祐六年，谢方叔言：“国家驻跸钱塘，百有二十余年。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至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兼并浸盛。”又曰：“今日国用边饷，皆仰和籴。然权势多田之家，和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今按：汉、唐兼并，仅多收私租，少纳官税而止。当北宋时，有“赋租所不及者十居其七”之说。下逮南宋，其势有增无已。兼并者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故叶水心谓：“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已极也。”

由此遂有公田制之产生。

宋史：朱勔败，籍其家田至三十万亩。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侂冑，又没入其田。【置安边所，共收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此皆官田也。景定四年，丞相贾似道欲行富国强兵之术，于是殿院陈尧道等合奏：“限田之法，自古有之。买官户逾限田，严归并飞走之弊，回买公田，可得一千万亩，则每岁六、七百万斛之入，其于军饷，沛然有余。”【如是则百亩六、七十斛，亦与西晋五胡同。】

一时流弊，不可胜言。

当时先以品官逾限田外回买立说，犹有抑强疾富之意。既而转为派买，除二百亩以下，余悉各买三分之一。后虽百亩之家不免。浙西之田．石租有值千缗者。公田立价，以租一石偿十八界会子四十。买数少者，全以楮券。稍多，银券各半。又多，则副以度牒。至多，则加将仕、登仕等告身，几于白没。

官田租额之重，为元、明所承袭。

元代多以官田分赐臣下。

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穆尔等，诸王如鲁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齐齐克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

蒙古、色目群趋江南，视为乐土。【心史大义略叙“鞑人视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江南。”】

回回人家江南者尤多。

北人就食来江南者，亦踵相接。

至元二十年崔彧上疏：“内地百姓移江南已十五万户。”至元二十三年，以汉民就食江南者多，又从官南方者，秩满多不还，遣使尽徙北还。至元二十六年，朝廷以中原民转徙江南，令有司遣还。嗣不果。

其时江南人之技巧，乃至大为北人所爱重。

至元三十年，禁江南州郡以乞养良家子转相贩鬻，及略卖平民。时北人酷爱江南技艺之人，呼曰“巧儿”。其价甚贵，妇人尤甚。一人易银二、三百两。尤爱童男、童女，辗转贸易，至有易数十主者。北人得之，虑其逃遁，或以药哑其口，以火烙其足。

而江南兼并之风，仍是有加无已．有奴使多至万家者。

武宗至大二年，平章约苏上言：“江南治乎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余皆无与。富室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辙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乞自今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为军。”韶如其言行之。

有田租二、三十万石者。

元典章；“田多富户，每一年有三、二十万租了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不纳系官差发。他每佃户身上要租了重的+纳的官粮轻。”

那时的江南。形成少数大地主、【蒙古、色目与汉、南人皆有。】与多数佃户的局面，而财赋则占天下之什七。【见苏天爵传。】明代籍没土豪田租，一依租额起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