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第2/8页)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范仲淹至陕,张载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书谒,言军事。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编。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进士孙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以下中庸,八年赐进士王拱辰以下大学,后登第者必赐二书及儒行篇。是此诸篇本为当时所重,故仲淹亦以赐张。下至程、张辈,此诸篇乃发挥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比乃贵族学者之意态。即贵族传统家教,大抵不过保泰持盈,传世永福,而仍不脱事功的意味。】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学之内圣外王。一进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两点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

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

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魏 晋 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

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

二、庆历变政

由于当时士阶层之觉醒,而促起了在朝的变法运动。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

仁宗正值辽 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韩琦所荐,在陕与韩共事。】迨(dài)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韩、范等虽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审慎回翔,末敢轻举。】一日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此于宋为殊礼矣。】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可见宋朝变法,亦由王室主动,不仅神宗于王安石如此,即仁宗于范仲淹亦然。(时韩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这是有名的所谓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兴学校,黜词赋,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择官长。五、均公田。【此条注重州县职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尽其职责。】六、厚农桑。七、修戎备。【此条主于近畿召募壮丁,仿唐府兵制行之。】八、减徭役。【此条侧重在并省县邑,则公人可归农,徭役可省。特举京西言之,次及大名,与王安石免役用意稍不同。】九、覃(tán)恩信。十、重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