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六十年前的一篇论文说起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杨堃教授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任教期间，曾指导学生完成了一批社会学及民俗学的学士毕业论文(2)。由于老师要求严格，学生勤奋努力，这批大都基于实地调查完成的学术论文多有较高的水平，并在后来的中国民俗学和民族学史上得到了相应的评价(3)。其中李慰祖撰写的《四大门》(4)颇得杨堃教授肯定，认为它至少超过了现在许多硕士论文的深度。《四大门》这篇论文采用了较深入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即所谓“局内观察法”，并特别重视学习乡民的土语，重视体现于“四大门”信仰中的各类术语，即所谓“民俗语汇”的意义，同时，站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的立场上，以严谨认真和超脱公允的态度，详细地描述了北平西北郊一带农民信仰的实际情形，进而讨论了当地民众所信仰的“四大门”宗教及其对于农民生活的重要意义。

由于作者没有宗教成见，同时，他还拒绝讨论此种农民信仰的“真伪”问题，并极力回避涉及“改革方案”，这就使他有可能比很多其他研究者，更能较客观地观察和理解类似“四大门”这样的经常被官方和知识分子指称为“迷信”的民间信仰和民俗宗教，而不被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所蒙蔽。时隔六十多年后，我们再回头阅读这篇论文，感到它虽然也有一些缺憾，如对“四大门”与当时官方查禁之间的关系几乎未曾涉及，但也深感其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确实较为客观具体，因而非常珍贵。作者特别提醒说，简单地把“四大门”之类的民间信仰，仅视为一种“初民的迷信”，实在是个错误。作者认为，“四大门”就是一种“宗教”，它至少在作者实施调查和研究的当地农村占据着颇为优越的地位，其影响甚至可能凌驾于其他宗教之上，或已经渗入其他的宗教领域之中。考虑到我们中很多人业已习惯于“科学／迷信”的简单分析，考虑到社会人类学涉及汉人“民俗宗教”的研究业已取得的种种进展，今天重读这篇论文，重温这些见解，确实不无意义。

通过自己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作者指出，截止当时的许多西方传教士及研究者们对中国农村宗教的描述和研究，其态度往往是感情用事和非科学的，充满了宗教偏见，其结论也相距事实太远。应该说，这样的批评是确当的。在这篇论文以前，中国学者讨论中国农村宗教问题时，几乎都没注意到此种“四大门”宗教的存在，或往往忽视了其在民众生活和信仰里实际具有的重要性。就此而言，李慰祖先生的《四大门》堪称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除揭示了“四大门”信仰之在调查地的令人震惊的“普遍性”之外，这篇论文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关注的真知灼见。例如，前述对“民俗语汇”的重视，以及基于这些“民俗语汇”展开的描述、记录和分析等。又如，在研究“四大门”信仰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宗教职业者即“香头”们的知识和解释，还较为留心一般民众对“四大门”的各种不尽相同的知识、态度和看法。无论对一般香客，还是香头，作者都竭力避免只从个别报告人那里捕捉信息，而坚持向复数的资料提供者请教。显然，从当今“知识人类学”和“民俗知识论”(5)的角度看，这些见解和方法都是颇为重要和得体的。事实上，在调查及研究宗教或民间信仰问题的学者中，不少人往往只关注神职人员的“专业”性知识，亦即不为一般信众所熟知的所谓“秘密的”知识和解释，但《四大门》的作者则同时还尽量关照到一般信众中的种种观点与评论。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民间信仰或民俗宗教之人类学研究的特色。

这篇论文提示的有关乡民对“财神楼”和“财神爷”的独特信念及信仰形态，截止目前的中国民俗学及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还很少引起过关注。中国民俗学所认识的“财神”主要是赵公元帅、文武财神之类，而附着于“四大门”信仰的财神特性，不单涉及财神之神灵观念的多样性，更对我们理解民众的财富观及幸福观有重要的启示。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四大门”信仰，不仅相对完整地自成体系，体现出一种“宗教”的形态，而不只是一些俗信的碎片，同时它实际上还可能是一个更为庞杂的宗教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如此庞杂的宗教文化体系，很难从宗教学的学理去把握，而往往只能运用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方法，从扎根于民众生活的宗教亦即民俗宗教的角度去理解。从香头的“定期朝顶”仪式、有关其“坛神”的解释等，我们可以发现，“四大门”信仰至少曾部分地被纳入到一个更大的以庙会及庙会轮值形式组织起来的神话和信仰体系之中。这个主动或被动的被吸纳的过程或许十分复杂，我们尚不知其详。但可以肯定地说，“四大门”信仰虽然只在那个神话谱系及信仰系统中占据较为基层的位置，但其与乡民们的关系却可能是最亲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