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名士和药、酒

名士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许多人往往浮现出放浪形骸的印象，但除了众所周知的“竹林七贤”以外，更多的人则是以注重人为修饰为特征，以阴柔美为风尚的。

在中国文化中，对于男人的形象，一般地说以仪容魁伟为重，对于相貌本身倒不是十分注重。但在魏晋时期则是异数，对于相貌和形态的关注则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在大多数时代被视为病态的癖好，在魏晋时期却是互相夸耀的资本。当时一个名士要是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道，所以男人们涂脂抹粉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何晏“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还说他喜欢穿妇人的衣衫。《世说新语·容止》说：“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敷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据说曹植也有敷粉的习惯。

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北朝，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勉学》中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敷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所谓“熏衣剃面”就是在衣服上熏香或者随身携带香料。当时曹操曾下过一个命令，禁止在衣服里带上香料。

一个人的风度仪表，自汉末以来一直被视为一个人的社会道德和人格魅力的重要标志。士人们注重仪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关注这一点，并将之作为重要的谈资。这从《世说新语》中专门辟一部分来描述人的“容止”就可明了。如有一则关于书圣王羲之的描述：“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魏晋时赞美一个人常言过其实，用词华丽，但以“面若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这样的用词来赞美一个男性，在现代人的眼里，可能会怀疑其有同性恋的倾向。

虽然放浪形骸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时尚，但是对于风流雅致的追求，始终是主题。最典型的就是对嵇康的描述。嵇康毫无疑问是当时最中心的人物，他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是晋代士人清谈时的背景性知识，而他的特殊气质，已经作为一种典范性的存在。《世说新语·容止》中说：“嵇康身长七尺八寸（相当于1.8米多），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涛）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虽然魏晋士人好做惊人之语，但这也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对一个人的形象最为夸张的描述。

关于嵇康，最令人感叹的是他的死。据史书记载，嵇康是死于对于朋友的义。当他的朋友吕安以非孝的罪名被拘捕的时候，嵇康并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主动为其辩诬。嵇康作为曹氏家族的姻亲，在司马家族掌权之后，处境本来就不妙，而他平时“菲薄周孔”的言论早已让很多人不舒服了。所以当他站出来为朋友辩护时，加上他所具有的影响力，理所当然以同样的罪名被收监。尽管在洛阳的3000太学生纷纷上书请愿，但在专制政治之下，这种请愿往往会坚定权贵们除掉心头之患的决心。于是在公元262年的某天，嵇康被押赴洛阳东市，在临刑前，他让在人群中的哥哥递过他心爱的琴，感叹道：以前有人想向我学《广陵散》这支曲子，我没有教他，从今以后，《广陵散》恐怕要成为千古绝唱了。

药和酒

由于神仙信仰在汉代的流行，所以通过服食而企求长生的方术也成为一种流行。至东汉末年，由于张角利用道教信仰发动起义，所以曹操等人对具有很大社会号召力的方士始终存有很大的戒心，并在魏初决定对方士等人进行限制。

曹操及其左右，在一开始对方术本身是持有怀疑态度的，如曹操的诗中就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步出夏门行》）但是方士们所掌握的看起来神秘的法术，还是使他们逐渐改变了将方士等同于骗子的想法。曹操自己就开始实施包括房中术和服食两项内容的养生术，他还向一些盛传掌握了长命之术的人写信，希望得到秘方。张华所写的《博物志》中，就记载了曹操服食野葛、鸩酒的事实。

“饮鸩止渴”这句成语使人想起所谓的“鸩酒”是一种毒酒，但在中国古代，向来视药毒为一家，而魏晋时期的养生家更是相信适当地服用毒药，可以起到一种以毒攻毒的功效。魏晋时期最为流行的一种服食药品是寒食散。

寒食散的具体配方我们已经不太清楚，据说发明者是张仲景或华佗，据当时的医书的介绍，吃了以后，伴随毒力的发作，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内热。因此，需要一整套复杂的程序将毒力、热气散发掉，称之为“散发”，也叫作“石发”。假如散发得当，体内的疾病就将随着热气的散发而根除，而散发不当则会产生许多副作用。但因为何晏等人的成功，所以服者不绝，而且创造出许多配方，许多没有钱又爱赶时髦的人往往将发热称为“石发”。当时流传的一则笑话说，有一个人在市场的门口躺着，不一会儿说自己发热，引起众人的围观，同伴问他怎么突然发热，他回答说：我“石发”。同伴问他什么时候服食，他说他昨天在粮店买的米，米中有石头，他吃了，今天就“石发”了。这则笑话充分反映了当时服食“寒食散”的风气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