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新时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来换？（第2/6页）

1929年底，留美归来的电影导演孙瑜，将法国小说《茶花女》改编成影片《故都春梦》，大胆起用阮玲玉和金焰主演此片。影片于1930年8月底上映，一时间万人空巷，好评如潮。

当时《故都春梦》的广告

这部电影的成功，使阮玲玉被聘为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到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阮玲玉接连拍摄了《野草闲花》（1930）、《恋爱与义务》（1931）、《一剪梅》（1931）、《桃花泣血记》（1931）等6部广受欢迎的影片，以出色的演技一举摆脱了“花瓶”的形象，成为当时的一线女明星。

阮玲玉的演技究竟怎样？

导演孙瑜这样评价：“与阮玲玉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就理解了导演的意图，一试之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在镜头前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著名演员赵丹评价：“阮玲玉穿上尼姑服就成了尼姑：换上一身女工的衣服，手上再拎个饭盒，跑到工厂里的女工群里去，和姐妹们一同上班，简直就再也分辨不出她是个演员了。”

导演郑君里的评价是：“在临场时间，阮玲玉通常是随便而松弛的：有时开开玩笑，有时打打毛线，有时吃吃零食。她表面上似乎不在意地聆听着导演的简单的嘱咐，可等她一站到摄影机之前，在转瞬之间，她的神态、情感、动作都按照角色的需要，自然地、即兴地流露出来。没有强迫和夸张，也没有有意识的设计的痕迹，一切显得纯真、新鲜、恰当。这时候她与角色已合抱为一。可是一待导演发出“停止”的号令，她又毫不费力卸下她的精神化妆，恢复了她愉快轻松的本来面目。”

阮玲玉剧照

郑君里的总结是，阮玲玉之所以能演得那么收放自如，除了她的天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她扮演的角色，总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封建势力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弱女，被阔佬玩弄的风尘女性，打破传统的婚姻观念的女性……

确实，如果苦难是一种经验，那么新星阮玲玉的“经验”之路，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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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遭遇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张达民。张达民没有任何生存技能，一直是靠家里接济。在张家大老爷去世后，他又很快花光了自己分到的那份遗产，然后迷上了赌博，欠下了高利贷。于是，张达民自然而然就打起了阮玲玉的主意。

彼时的阮玲玉，名气已经越来越响，片酬收入自然也是越来越高。一开始，她倒是愿意接济张达民的，但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本来想托付终身的男人，其实是个“无赖+无底洞”。

渐渐地，阮玲玉不愿意再给张达民钱了，而张达民的嘴脸也就慢慢暴露了出来：不给钱？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其中最让阮玲玉接受不了的，是张达民一直扬言要把她16岁就和自己同居的故事捅给小报记者——他甚至会把当时小报报道另一个影星胡蝶打离婚官司的各种花边报道拿给阮玲玉看，作为无声的恐吓。

阮玲玉一直是个爱脸面之人，此时又已是明星，自然害怕张达民的要挟，只能一次又一次满足张达民的伸手要钱。她也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比如拜托联华电影公司的老板帮张达民谋得光华剧院经理的职位，月薪120元大洋（当时联华电影公司一般的演职人员月薪才40元）。

阮玲玉觉得，男人有了一份正当的职业，应该就能消停了——但她也太低估渣男的战斗力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和当时的不少演员一样，阮玲玉也去香港躲避战火，她还带着张达民。在香港，还没摆脱第一个渣男，阮玲玉又遇见了第二个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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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渣男，名叫唐季珊。

和张达民相比，唐季珊的形象就要高大太多了：他是在整个东南亚都有名气的富商，做茶叶生意，同时又是阮玲玉所在的联华电影公司的大股东。

阮玲玉和唐季珊在一次应酬场合相逢，阮玲玉没有放在心上，但唐季珊却被她迷住了，随即展开了热烈的攻势。一开始，阮玲玉是回避的，但唐季珊无论形象、财力、温柔体贴程度都远胜张达民，一直渴望得到一个依靠的阮玲玉，渐渐对唐季珊产生了感情，开始和他交往。

这个时候，阮玲玉收到了一封女人的来信。写信的人叫张织云，曾经也是一名电影明星，和阮玲玉气质很像，而她就是唐季珊的“现任女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