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教训所在 皇权本是钟摆（第2/2页）

没错，善待士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那么请问，还能搞文字狱吗？不能。对翰林学士起草的官方文件挑毛病，是经常会有的事情。但在文人墨客的艺术作品中寻找谋反的证据，则将为士林所不耻。据说，苏轼写桧树的那两句诗，在狱中也曾被问起。苏轼回答，王安石有诗云：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我这个龙也就是他那个龙。办案人员听了，不禁为之一笑。[16]

显然，抓住只言片语扣帽子，在宋代是不文明的。这是共识，也是必须坚守的底线。因为大家都要写作，谁能保证不被曲解？章惇之所以要为政敌苏轼说话，恐怕就因为有此共识和底线。相反，李定和王珪被人蔑视，则因为他们在需要集体捍卫士大夫尊严的时候，做了可耻的事情。

神宗当然丢不起这个人，更怕丢了江山。实际上从太祖皇帝开始，赵宋官家就很清楚他们那个靠欺负孤儿寡母得来的政权，其实没有合法性。没有合法性，又要维持，就只能讲正当性。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则是正当性之一。皇帝们对文官集团客客气气，固然由于教养，心虚也是原因。

如果不心虚了呢？

对不起，就会像后来的徽宗那样，胡作非为。

可见，这种政治文明是脆弱和靠不住的，就连士大夫们的坚守也靠不住，否则王珪之流怎么会雪上加霜，李定之流又怎么会连声喊杀？皇帝的决策就更是只看怎样才有利于巩固皇权。所以，尽管神宗并不打算深究苏轼，却也不对御史台喊停。他对王安礼的解释是：此案毕竟是御史告发。为了保证言路畅通，只好让苏轼暂时受点委屈。

这个细节值得注意，因为以前不是这样的。熙宁八年闰四月初八，一个不怎么样的御史请求辞职，中丞邓绾为了留住他，上书称其“资性端谨，终始如一”。神宗在朝堂出示奏折，看着王安石和吕惠卿笑。一贯谨言慎行的副宰相王珪则说：刚才惠卿已经改成“资性颇邪，终始如一”了。这时的君臣同僚之间，还真有点一家人说说笑笑的意思。[17]

但是王安石再次罢相之后的朝廷，却变成了神宗皇帝的一言堂。他的保证言路畅通，也绝不是为了民主决策或言论自由，而是为了自己集权。为此，他把言官和谏官都变成了鹰犬，只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咬错人也没关系。

乌台诗案，当作如是观。

何况帝国对于何为诽谤，何为劝谏，从来就没有过严格的界定，结果便只能凭皇帝的一念之差。甚至就连统治是否开明，政治是否文明，也没有谱。因为皇权本是钟摆，往左摆到底就是专制，往右摆到底就是动乱，正好停在当中就是开明。但，能不能停在当中，能够停多久，只有天知道。

王安石和司马光，当然也不知道。

[9]见（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四九《读诗谳》。

[1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月乙卯日条。

[11]见《宋史·苏轼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元祐三年四月辛巳日条，参看李焘《长编》卷四百九。

[12]据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乌台诗案四年后，神宗曾经打算任命苏轼知江州，未果。

[13]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一、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日条。

[14]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四十二元丰七年正月辛酉日条。

[15]见（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

[16]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东坡五。

[17]见李焘《长编》卷二百六十三熙宁八年闰四月己亥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