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诗精神 怛罗斯（第2/2页）

两军相持五天之后，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了。高仙芝带来的铁勒同盟军临阵倒戈，与阿拉伯武士一起夹攻唐军。猝不及防的高仙芝一败涂地，大批将士不是阵亡就是被俘，就连随军的造纸工匠也被胜利者顺手牵羊带回了伊拉克。[36]

阿拉伯人从此掌握了造纸术。

大唐却丢失了抵抗东进势力的边防前哨，只得将中亚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四年半以后，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和他的亲密战友封常清被杀，再也回不到那片绿洲。

怛罗斯变成了东方滑铁卢。

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伊斯兰文明在中亚和西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大唐却节节败退步步紧缩。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秋天，就连准噶尔（北庭）和塔里木（安西）也都彻底失联，成为已非长安可以羁縻的断线风筝。

历史不能假设，因此无法断定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大唐还能不能在中亚重建权威。也许，作为农业帝国，对外扩张在天宝十载已经走到头了，三场败仗就是警示。

那么，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吗？

有。在《兵车行》中，杜甫对帝国连年不断的征伐提出了质疑：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是啊，没人从事生产，国力从何而来？亲人暴尸荒野，百姓难道愿意？

当然不愿意。杜甫这样描述了普通民众像鸡狗一样被驱赶着强征入伍，以及亲人们撕心裂肺生离死别的惨状：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37]

于是诗人悲愤地说：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38]

这就几乎是指名道姓的批判了，表现出的正是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事实上，伟大作品的背后，总是横卧着人类亘古的苦难。真正的诗人，也总是时代敏感的神经。杜甫的《兵车行》有可能写于天宝十载，他的《丽人行》则应该写于十二载。等到十四载冬天，他喊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渔阳鼙鼓便终于惊破了霓裳羽衣曲。[39]

唐诗就这样成为唐史。

同样，杜甫也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代言人，尽管通常都认为他属于盛唐。但，杜甫的盛唐已不同于李白。他开辟的道路则将由新的群体继续前行，并创造出新的局面来。

[29]见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

[30]岑参于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天宝八载（749）任高仙芝的幕府书记，天宝十三载（754）任封常清手下判官，事迹见（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三。本段所引诗见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31]岑参《逢入京使》。

[32]高适《燕歌行》。

[33]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八月条。

[34]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安西四镇因吐蕃而废止。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大唐在龟兹恢复安西都护府。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帝国征服波斯。唐中宗景龙三年（709），阿拉伯帝国征服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唐玄宗开元三年（715），唐军在费尔干纳赶走了入侵的阿拉伯人。请参看（法国）勒内·格鲁塞《中国的文明》。

[35]见两《唐书》之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六载十二月条后之追记、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36]见《新唐书·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阿拔斯王朝建立于公元750年，定都库法，762年迁都巴格达。

[37]本诗原文作“耶娘妻子走相送”。耶即爷。为了便于阅读，径改作爷。

[38]上引均见杜甫《兵车行》。

[39]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十载四月条，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捕人强征入伍，连枷送往军中，送行的父母妻子哭声振野，可视为《兵车行》的时代背景。又，杨国忠于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担任右相，因此《丽人行》有可能写于十二载春。至于杜甫自京赴奉先的时间，则在十四载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安史之乱正好发生在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