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造新文明 沼泽地（第2/2页）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26]把刘裕称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是田余庆先生的观点，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27]见《南史·王华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

[28]颁布占田令，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见樊树志《国史概要》；颁布占客令，是在东晋大兴四年（321），见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29]如《三国志·邓艾传》即称：“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卫颎传》则称：“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又请参看翦伯赞《中国史纲要》。

[30]请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31]汉代地方官与僚属之关系有如君臣，见钱穆《国史大纲》。

[32]请参看（日）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及阎步克为该书所写推荐序。

[33]史学家一般认为，南北朝社会阶层是四个。如傅乐成《中国通史》称四个阶层为世族、平民、部曲、奴隶，邹纪万《中国通史：魏晋南北朝史》称四个阶层为士人、编户齐民、依附人、奴婢。但这样的说法均无法体现出士庶之别，因此本书持五阶层说。

[34]请参看钱穆《国史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