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高度集权 要钱更要命（第2/2页）

这一政策，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13]

大司农颜异之死，也在这一年。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14]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卜式失宠，是事实。

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则是骂声一片。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号曰素封（没有爵位的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15]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郭解之死，即因为此。

[8]本节论述亦请参看吴晓波《浩荡两千年》。

[9]见《史记·货殖列传》。

[10]以前也有官办的手工作坊，但多为满足宫廷需求，产品并不出售，所以不算企业。

[11]见苏轼《司马迁二大罪》。

[12]见《史记·平准书》。

[13]见《史记·酷吏列传》。

[14]见《史记·平准书》。

[15]见《盐铁论·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