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大秦没死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刘邦称帝以后,秦就正式变成了汉。以前是秦朝、秦代、秦帝国,现在是汉朝、汉代、汉帝国。二者之间的四年半(五十四个月),无名称。

名称是项羽弄丢的。

不弄丢也不可能。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山东豪杰并起亡秦”,天下并不是哪一家的。只不过项羽仗着自己实力雄厚,霸王硬上弓,主持了他们的坐地分赃。

可惜,楚霸王并非周天子,楚怀王就更不是。所以这时的天下,便不能叫“楚”。别人不同意,项羽自己也不愿意。他不管怀王叫“楚帝”,就是证明。

大家都心怀鬼胎,也只好不伦不类。于是,一个假皇帝加一群山大王,便构成了秦亡以后的局面。

结果,天下乱作一团。

这个覆辙,岂能重蹈?

何况刘邦原本就跟项羽不同。他当然是汉帝,他的天下也当然是汉天下。但,刘邦又不同于嬴政。嬴政的天下确实是秦的,没谁能跟他分摊,他当然可以废封建,行郡县,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

刘邦也可以吗?

不能。因为天下不是他一家的,也不是他们这一个方面军单独打下来的。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齐王韩信,韩王韩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孙,以下称韩王信,以区别于此刻的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衡山王吴芮,都早已称王或封王,没封的彭越正等着封,也不能爽约。

但问题是,郡县制或帝国制是大势所趋。谁要是逆历史潮流而行,就叫反动。反动是没有好下场的,事实上刘邦也更喜欢郡县制。想当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河南王申阳、殷王司马卬和魏王魏豹的地盘,便都被他改为郡县,现在难道要改回去?

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刘邦面临着抉择。

周制,还是秦制?

邦国,还是帝国?

封建,还是郡县?

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

然而判断的标准却也简单,那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安定天下,稳定人心,最好还能通过制度的安排,奠定长治久安的基础。这是每个新政权都要面对的大问题。周公姬旦想过,秦王嬴政也想过,现在轮到刘邦。

刘邦的选择余地却不大。该封的王国必须封,该设的郡县还得设,也只能先封建后郡县,半封建半郡县。

于是刘邦宣布: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淮南王英布“原封不动”;只有王衔没有地盘的韩王信仍为韩王,都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封魏相国彭越为梁王,都定陶;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省长沙市);徙齐王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1]

这七个,全是异姓王,没有一个是刘邦的子弟。他的部下也不封王,只封侯。侯与王差别很大。王是诸侯,对王国享有治权;侯是列侯,对封区只有财权,也就是户数定额的赋税徭役。一般千户,最多上万,叫万户侯。

侯的封土也无法与王相比。王的领地至少一郡,多至数郡。侯,一般最多一县,叫县侯;其次一乡,叫乡侯;再次一亭,叫亭侯。县、乡、亭,都是郡县制的行政单位,也都由当地政府管理,侯们是不能管的。

也就是说,王国之外,一律郡县。

这就是刘邦创造的“半封建制”,也叫“郡国制”。它跟西周“天子封建诸侯,诸侯封建大夫”的“全封建制”一样,也是政治斗争妥协的结果。

那么,天下安定了吗?

没有。

刘邦称帝几个月后,燕王臧荼就反了。以后,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五王也都反叛,或被说成反叛。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里面真正存心造反的只有臧荼,其他人都是被“逼上梁山”,甚至“奉旨造反”。[2]

比如张敖。

张敖是赵王张耳的儿子,汉帝刘邦的女婿,鲁元公主的丈夫。他对自己的皇帝和岳父,极尽臣子之忠。刘邦对他却十分无礼,甚至开口就骂。这就引起了赵相贯高等人的不满。他们去见张敖,鼓动他造反。

赵王张敖死活不干,急得手指头都咬出血来。

贯高等人决定自己动手,并承担一切后果。汉八年冬,刘邦平叛路过赵国,贯高他们便准备在柏人(今河北省隆尧县)实施谋杀。但因为刘邦突然改变行程,未遂。

这起未遂谋杀案的结果,是张敖和贯高都被逮捕。贯高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咬定赵王与此案无关。刘邦查明真相后,不但释放了张敖,而且赦免了贯高。

负责调查的人遵命把这消息送到狱中。

贯高问:我的王真被释放了吗?

来人说:是。皇上敬重足下是条汉子,也赦免足下。

贯高却说:臣之所以体无完肤仍然苟活,就因为害怕说不清赵王的冤情。赵王出狱,臣的责任已尽。身为人臣而负篡逆之名,哪有脸面侍奉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