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士 环球同此高贵

的确,所谓君子,虽然原本指阶级和出身,但久而久之便会变成一种人格精神,包括刚直不阿、光明磊落、行侠仗义和相互尊重,其核心则是高贵。这种精神在古代战争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还是全球性的。

比如古希腊。

在波斯人眼里,希腊人是固执、愚蠢和荒唐的。他们总是要选择最平坦最开阔的地方,双方摆好阵势,派出传令官相互宣战,然后才开打。这跟我们春秋的“不以阻隘”,简直如出一辙。由于双方都没有可以隐藏和躲避之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就算一方胜出也得不偿失。

对此,一位波斯将领表示十分不解:既然你们言语相通,又有传令官宣战,为什么不能通过谈判来消除争端解决问题呢?如果只能诉诸战争,又为什么不能先给自己找个有利地形,然后再尝试开战呢?[16]

其实,嘲笑希腊人的波斯人,自己也差不太多。公元前479年8月,波斯和希腊的军队在普拉提亚平原会战。波斯人先到,在阿索普斯河北岸摆开阵势。由三十多个城邦组成的希腊联军,则拖拖拉拉半天都凑不齐,开战前还有人源源不断赶来。然而就在希腊人慢慢集结,甚至只有少数散兵游勇时,兵强马壮的波斯军队却按兵不动。直到希腊人有了十一万之众,波斯统帅才下令进攻。这跟我们春秋时期的“不鼓不成列”,又有什么两样?

结果,普拉提亚会战以波斯人的惨败告终。

这让我们想起了泓之战。

公元前638年,也就是普拉提亚会战的一百五十多年之前,楚宋两国战于泓水。当时宋军先到,也摆好了阵势。然而无论在楚军过河前,还是过河后,宋襄公都不肯发起进攻。他硬是要等到楚军完全站稳脚跟阵势摆好,才敲响战鼓。结果,宋军大败,襄公负伤,并于第二年去世。

战败后,宋国人都怪罪襄公,襄公却不后悔。他说,不重伤,不擒二毛,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都是礼。不遵守这些礼,就不是君子。寡人虽然是早已亡国之殷商的残渣余孽,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

有此想法的,并非只有宋襄公。

比如亚历山大。众所周知,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有一句名言:偷来的胜利不光彩。因此,在公元前331年高加美拉大战的前夜,他拒绝了偷袭波斯大营的建议。是啊,有着贵族精神和君子风度的古代军人认为,战争是一种高尚而荣耀的事情,必须堂堂正正地进行。乘人之危和落井下石都是不义的。这样做,不但违反规则,而且胜之不武。

亚历山大善有善报。公元前326年,也就是高加美拉大战五年后,他在印度河遭遇波鲁斯。当时亚历山大率领的是骑兵,且远道而来,喘息未定,人生地不熟。波鲁斯布下的却是象阵,还从容不迫,以逸待劳。胜负,几乎不言而喻。

然而波鲁斯却像当年的宋襄公和波斯统帅一样,心甘情愿地坐失良机。他耐心地等待马其顿军队渡河、集结、调整、休息、布阵,一直等到对方一切就绪,这才与之交锋。结果印军大败,波鲁斯也做了俘虏。

傻得可爱的波鲁斯,可谓印度版的宋襄公。

不过这位“印度宋襄公”同样善有善报。亚历山大待他以国王之礼,还让他继续统治自己的王国。这不仅因为波鲁斯有着魁伟的身材、英俊的外表,更因为他有着武士的英勇和高贵。正是这种精神,让亚历山大由衷地表现出欣赏和崇敬。

这是一种王者风范。

的确,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国王和武士都属于第二等级,叫“刹帝利”。作为高贵的等级,刹帝利也必须有高贵的表现。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甚至明确规定,战争中不能使用“奸诈的兵器”。而且,跟中国春秋的“不重伤”和“不擒二毛”一样,他们也不能攻击处于弱势的人。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伤病员,也包括俘虏、逃兵、胆小鬼、旁观者,甚至包括没穿甲胄、解除武装和睡眠中的人。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鄙视和诅咒,并不得进入天国。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是贵族,就得有贵族精神。尽管这精神在全世界都已所剩无几,但毕竟曾经存在。是的,曾经存在,在希腊,在波斯,在印度,在马其顿,在中国。

宋襄公,你不孤立!

[16]请参看雷海宗《中国的兵》(中华书局2005年版)及书后附录王以欣《古代的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本节参考该书和该文之处甚多,无法一一注明,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