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武侯治蜀 蜀汉之亡（第2/2页）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16]下引谯周事迹言论无另注者，均见《三国志·谯周传》。

[17]谯周的投降论是一气呵成的，改写成对话体是为了便于理解。

[18]见《三国志·谯周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19]见《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及《资治通鉴》卷七十八。

[20]见《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

[21]刘备和诸葛亮信任重用的人，除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外，其余有：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李严，荆州南阳人；糜竺，东海朐（读如渠）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祎，江夏鄳（读如盟）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土著受信任的只有：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但王平起先不受信任，黄权后来不受信任，费诗中间出问题。诸葛亮提拔信任的益州人则有：杨洪，犍为武阳人；何祗，杨洪门下；张裔，蜀郡成都人。不过，诸葛亮并不能改变刘备既定之“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组织路线。

[22]冤杀益州豪族常房诸子一案载在《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另请参看罗开玉《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再研究》。

[23]以上见《三国志·后主传》及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

[24]关于这副对联，请参看拙撰《武侯治蜀与“攻心联”》，已收入《帝国的惆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