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日本学者对《菊与刀》的评论（第3/5页）

关于“八紘一宇”、“各得其所”，和辻指出：日本的战争领导者用这种标语口号推行侵略主义，这是事实。但大多数日本人并不懂得这类古语，有的校长甚至因为读错了“紘”字而受到批评。人们大都把这类标语口号当做军部的压力来对待。说这类标语口号是“日本文化模式”的核心、日本“阶层制”的体现，这种说法是非常独断的。“八紘一宇”，我这样的人最初也不懂，查了《日本书纪》的注，原意是指日本国内一家，“四海同胞”，与国外毫无关系。“各得其所”，大概出自《论语》中的“雅颂各得其所”，原意无非是各自发挥各自的价值。军部用这些话作标语口号，推行侵略主义。但不能说“四海同胞”就是侵略主义。这里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这类标语口号能够如此猖狂流行？日本人为什么不能抑制这些右翼暴乱者？这些右翼暴乱者为什么会使议会软弱无力，并占领了报道机构？这样研究才是重要的。

关于“阶层制”（指Hierarchy），和辻认为：现代日本保存了很多古代的东西，这就是“日本文化的重层性”。把这些东西作为“封建时代的遗习”来研究，还有些学术价值。但此书反复强调“日本人”“对阶层制的信赖”，说日本人“在阶层制中安于自己的适当位置”。和辻认为：这种观念已是遥远的过去。一百年前出生的他祖父那一代人，确实抱有这种观念。他父辈一代就很少有人这样了。他本人这一代，从青少年就矢志追求成功、追求更高的地位。

关于日本的“家”，和辻认为，此书所描绘的那种日本“旧式家庭”，在他接触以外的各处可能不少，但这类家庭早在明治时代已经被打上“旧式”的烙印。把这种旧式家庭当做“现代日本的家庭”，让他这个在日本生活了六十年的人只能目瞪口呆。他所接触到的是，青年们大都按自己的意志选择职业和婚姻，如果出现矛盾，多半是父母让步。

关于“义理”、“人情”，石田先生曾希望他给予评论。和辻则认为：这个问题和以上各点密不可分，难以置评。

津田左右吉文章的标题是：《菊与刀之国——关于外国人的日本研究》。他首先对著者的意图和方法论表示理解。概括地说，此书认为：“日本人在什么场合会如何行动、性格如何表现、心理状况如何以及成为这些之基础的道德观和人生观等等，都可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生活方式来了解的。”“生活方式、对生活的看法或观察生活焦点时的聚焦方式，各个民族是不一样的。”日本人和美国人在这些方面是不一样的。因此，对日本人，要研究其特性。“同属某个民族的各个人、各种行动之间具有某些体系性的关系，由此形成某些‘模式’。”津田说：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此书作为文化人类学进行研究的“方法论”和“根本的假定”。

津田首先提出的是资料问题。他说：“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虽可“一言概之”，实则“包含各种异质的东西”。全体而言，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几经变化，明治以后变化之巨更是前所未有。具体而言，今日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因地位、职业、教育、知识水平等等，诸多差异，不容忽视。就思想而言，或儒，或佛，或近代西洋各种思想。如此复杂，如何考察？其难度恐难以克服。津田认为：“文化人类学总要求对各式各样的生活上的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这种研究方法用之于历史不长，例如太平洋诸岛未开化民族尚可，用之于研究历史悠久、高度文明、文化复杂的现代日本，就出现了困难。

津田对此书著者在美国研究日本表示尊重，认为著者的心地是诚实的，对日本这个敌国国民的观察是力求公平的。书中颇有一些确切的观察，例如，说日本人不指盼革命、认为所谓“革命”不过是权力更替；说日本的“百姓一揆”（日本农民斗争）、阶级斗争也不是要求变革制度；说日本的天皇虽然被当做“神”，但实际这种意义不大等等。然而，由于时间短促（集中研究时间不过两年）、有特殊目的（要完成任务）、有关日本的知识相当缺乏等等，结果做出相当性急的判断。又由于著者身在彼岸，所用资料局限于英文论著或英译的日本著作、小说、传说故事、战时宣传的电影。即使直接接触在美国的日本人，也应当考虑这些人的社会政治地位、知识的性质、思想倾向、记载的真实程度。总之，津田认为：学术著作对于所收集的资料，不能没有审查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