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云中君（第3/9页）

从献帝墓向东走不远，有一座大得多的陵墓，它比这片平原至少要高出一百米。那个农民和那张老地图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们说这是宣帝陵——宣帝卒于公元前49年。我用望远镜浏览了一下周围的平原。到处都是坟墓。

我们回到汽车里，向东南开了十五公里，来到一个集镇——引镇。从这里开始，我们脚下的路和昔日的黄渠水道都向南延伸了六公里，一直通到大峪入口处的新大坝前。过了大峪是嘉五台，从唐朝起，嘉五台就因为山峰险峻、环境清幽而在佛教徒中享有盛名。我已经跟史蒂芬一起游览过两次嘉五台了，现在我想再爬一次。

但是首先，我想在引镇东面八公里处的兴教寺稍作逗留。几分钟后，我们到了兴教寺长长的红墙外。兴教寺位于少陵原的西部边缘。二十三米高的玄奘塔是它最主要的建筑。玄奘塔像一棵巨柏的主干，屹立在红墙后。公元664年，玄奘圆寂后，他的舍利被安放在都城附近白鹿原上的一座塔里。但是时时能看到玄奘塔，使皇上很悲伤。公元669年，它被迁到了这儿。从那以后，它就一直矗立在这儿——都城南面二十公里处，在终南山的注视之中——有一次，玄奘曾经把终南山形容为“众山之祖”。

玄奘塔比它的原型大雁塔要小得多，但是它却高高地凌驾于邻近的两座三层塔之上。那两座塔里是玄奘最著名的两位弟子窥基和圆测的舍利。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唯识宗的三位创始人的舍利塔，成功地经受住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考验，幸存了下来。殿堂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它们数度被毁，又数度重修。最近的一次是在1939年，是蒋介石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修建的。主要建筑的状况仍然相当良好——这要感谢周恩来，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也下令要保护兴教寺。

在大殿的门口上方，悬挂着一块匾额，上书“兴教寺”三个字。这是诗人、哲学家康有为题写的。1898年，光绪皇帝委托康有为按照现代纲领来改革大清帝国，但是这个计划被慈禧太后和她的党羽破坏了，康有为不得不流亡日本。虽然最终康有为还是回来了，但是他却在幽居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这块匾额上的书法落款是1923年，即他去世之前四年。他是六十九岁的时候去世的。

大殿里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东西，但是后殿里却存放着一些令人难忘的珍品。在几幅明代的佛菩萨画像旁边，有三尊铜的唐代大悲观世音菩萨塑像。在玄奘的旅途中，每当他遇到困难，他都是祈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我上了一些香，然后问侍者，我能不能跟方丈谈谈。

几分钟后，侍者回来了，把我领进方丈的卧室——也是他的办公室。他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桌面是一大块黄玛瑙板——那是蒋介石送给兴教寺的礼物。方丈的名字是常明。我向他作了自我介绍，解释说，我正在这一带参访隐士。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得知，常明七十四岁了，咸阳人——咸阳就在西安的西面。1937年，他出家后，搬到了终南山，住在南五台上的紫竹林。在那里，他与师父佛尘一起，待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政府开始驱逐和尚出山为止。1956年，他行脚到了北京，在首都的佛学院学习。两年后，重新回到佛尘身边。那时候，佛尘已经被任命为兴教寺的方丈。1981年，佛尘圆寂了，常明接任了方丈的职位；他也是陕西省佛教协会的副会长。我问他，开始修行的时候，他为什么选择了终南山。

常明回答：“自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人们一直就来终南山修行。甚至中国南方的和尚和尼师也来这儿修行。他们待上三五年，然后回到南方，建立自己的修行中心。这儿是为法出家的和尚和尼师来的地方。修行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事情。你要花费很多年时间，才能真正有所得。这不容易。但是来这儿修行的人都不怕苦。这正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座山里开悟了，还有很多人继续修行，将来会成为大师。在现代，虚云和印法（音译）曾经住过嘉五台；印光和来果住过南五台。这儿是他们开悟的地方。每个人都知道这些山是修行的好地方。这就是我选择它们的原因。”

尽管常明很热心，却不太健谈。他领我参观了寺庙东厢的藏经楼。里面有很多重要佛经的翻印品，但没有一本是玄奘的原稿。后来，在寺庙流通处，我买了一张拓印的画，上面是玄奘，背着他精致的佛经袋。它是从寺庙的一块石碑上拓印下来的，这块石碑刻于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