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祈求和平的万里长城

说到中国文化,常常要说到长城。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16世纪,在大约2200年的时间里,先后有19个朝代修建过长城,所修的长城累计有10万公里以上。三次浩大的长城修建工程,是在秦、汉和明代。现今存有遗迹的主要是明长城,从东边入海口的山海关开始,一直到沙漠深处的嘉峪关,全长6700公里,时断时续,其中北京北郊一段数百公里的长城保护得最好。

长城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参与人数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工程难度之大,在世界上无出其右。长城在英文中写作the Great Wall,意为伟大的城墙,这是恰如其分的。它的万里身躯横跨了大半个中国,见证了中国的漫长历史,也记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和平的愿望

中国人为什么要修长城?在秦始皇时代,每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参与修建过长城。两千多年来,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矢志不渝地修长城,一定有它不得不如此的理由。

20世纪初,埃德加•盖洛,一位英国长城研究者、旅行家,在考察长城之后说:“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潜心研究和平的艺术,并从心里鄙视那些穷兵黩武的武夫。”他认为,长城是祈求和平的象征。中国人知道,堆积石块总比抛掷石块伤人好,保护生灵的城墙总比掩埋尸体的壕沟好。长城是和平的标志,是人们在和平的愿望下修建的。绵延万里的长城,包含着这个东方民族要过安宁生活的强烈愿望。一个爱和平的民族,实在不愿打仗,才会投入这么多的人力、物力去修长城。中国文化从本质上不富于侵略性,世世代代修长城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这一点的说明。

中国人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战争的毁灭性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修建长城有说不尽的艰辛,甚至不少人也因此付出生命。但与惨烈的战争相比,人们似乎更愿意选择前者。

长城的修建,与反对战争的愿望是联系在一起的。汉代一位不知名的诗人站在长城下,写道:“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一场战争过后,尸横遍野,骁勇的战马都在战斗中被打死,只有一匹劣马在苍凉的芦苇丛中嘶鸣。这首诗流传广远,它表达了人民憎恶战争的心情。元代诗人萨都剌登临北京北郊的居庸关,写道:“居庸关,何峥嵘,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他在长城旁,发出了世世代代无战争的祈愿。

长城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冷兵器时代,长城在军事防御上起到了不容置疑的作用,尤其在防御北方民族所谓“马背上的进攻”方面,效果是明显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长城给予民族心理上的安全感,和它的实际军事价值比起来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修建长城的人,付出无限的辛劳,他们得到的最大补偿,就是得到一个安宁的许诺。他们相信,长城能保护他们的家园,保护他们的家庭的平安,保护他们的收成。处在惴惴不安中的人,又怎能过好生活!

在隔离中融合

我们从一道逶迤万里的长城中,不仅看到了隔离,也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生存之道。

中国特殊的地理结构和气候特点,使得自古以来,形成了南北不同的发展格局。温暖的南方以农业为主,而寒冷的北方则以畜牧业为主。南方具有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而北方则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农业文明需要稳定,所以厌恶战争。而北方在马背上的民族骁勇善战,游牧生活的流动性很强,畜牧业生产又具有单一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造成对南方农业的依赖,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常常南下,有时并非出于扩张的需要,倒是出于生活的需要。

中国自两千多年前的秦代以来,南方居民常常受到北方民族的威胁,秦有猃狁,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回纥,宋有契丹、女真、蒙古等等,这些北方民族都曾屡屡南下,南北双方爆发了激烈的民族冲突。在这种对抗中,南方脆弱的军队往往占劣势。北方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的组织性和机动性强,骑兵行程一日千里,威胁着南方的生存。长城虽然不是万无一失的保护手段,但毕竟提供了一个具有一定功效的护卫屏障。

长城敌楼

一道高墙将两种不同的文化实体隔离开来,限制了交流的自由,古代中国人出关、入关的艰难,令人叹息。长城的隔离对南北文化的交流的确起到了阻碍的作用。

但是这样的人为阻隔,又给各自的文化发展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将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降到了最低点。长城的修筑,削弱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区的威胁,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同时,也逼迫北方民族改变自己掠夺性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文明,为双方之间的文化交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