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中国国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国民性改造之路（第2/4页）

孙中山的接班人蒋介石则一直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为西方侵略和异族统治，认为只要终结这两种原因，中国人恢复固有美德，则很短时间内，中国就会仍然恢复成世界上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

到了毛泽东时代，人们更是相信，推翻了腐朽的国民党统治，又有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也就是马列主义的指导，中国的一切都不同了。中国人相信在精神原子弹的照耀下，中国十几年就可以超英赶美，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

总而言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种最便捷的方式，“毕其功于一役”地解救中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元论思维倾向，喜欢把复杂的世相归结为“小葱拌豆腐”式的某种“终极真理”之下，认为找到“大本大元”之后，则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彻底解决”，迎刃而解。五四之后，种种西方思潮一股脑地涌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试图在其中找到一种“终极真理”。李大钊的话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事实证明，以简明果断的语言解释了宇宙一切现象的马列主义，最适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因此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迅速左转。

鲁迅告别了“国民性决定论”，但并没有改变“一元化”“彻底解决”的思想倾向，因此与陈独秀、李大钊发起的中国左倾运动接近，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左倾主义者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对中国来一个“根本解决”，国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引用马列主义理论说：“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现代经济上、社会上发生了种种弊害，都是现在经济组织不良的缘故，经济组织一经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都跟着改造经济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现象”自然也包括国民性问题。

然而胡适并不认同这种“根本解决”的思路。胡适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十分罕见的克服了急切心理和一元化倾向的人。胡适的思想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他认为人类永远不能掌握终极真理，任何一种“主义”都不可能绝对正确，“包医百病，根本解决”。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共同体，它的问题是漫长的历史中积累起来的，也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希望引进一个什么主义，一下子全部解决，是不现实的。他说：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是“懒汉”现象，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要改良社会，只能从具体问题入手，从文化和政治等多方向多管齐下，“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一步”。

胡适强调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然而，在重重民族危机之下，在中国人的急于求成的心态之下，胡适这种平和、沉稳、理性的言论风格，远没有鲁迅式的峻峭、嬉笑怒骂、痛快淋漓的言说方式吸引力大。推翻一切重来，似乎比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当中国处于整体性危机的时代，人们渴望着对问题作整体性的解决。”“自由主义式的渐进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能够适合当时许多人的心态。”胡适的思路后来被排斥于主流思潮之外，也自是情理之中。

梁启超鲁迅的“以思想革命塑造新人，在新人的基础上建设新社会”的思路，到了新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批判中国国民性最尖锐、最痛切的人之一。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在写给朋友的书信中痛心疾首地说：“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他的朋友回忆说，毛泽东认为，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奴隶性。“毛君润芝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青年毛泽东也曾激烈批判中国社会缺乏组织性：“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地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呢？”青年毛泽东国民性批判的另一个重点，是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中国人崇尚“文明柔顺”“君子之容”而羞于运动。“恒好逸而恶劳，使无物焉以促之，则不足以移其势变其好恶之心。”从国民性角度看，毛泽东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要把全体中国人改造成为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