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十二章 清代：世人皆为奴隶（第2/3页）
而满族人则精明太多了。满族皇帝如饥似渴地学习汉文化，他们知道这是成功统治汉地的基础。他们孜孜不倦地阅读汉文史书。他们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传统人治明君的所有技术资源，挖掘了中国传统体制的全部潜力。
清代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是对中国历史积累大梳理大总结的时代。用史学家高翔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康乾盛世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
清代皇帝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地推进了专制制度的严密、严酷。由于他们的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义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因此，在满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
熟读汉文史书的清代皇帝们总结中国历史，得出的结论是，威胁皇权的势力无非有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皇族。因为身上流的都是开国皇帝的血，所以皇族后代理论上都有继承皇位的可能。这一点导致了历代王朝无休止的内斗。父子相屠，兄弟相残，成了几乎每个王朝都会演出的血腥剧目。
第二类是后妃和外戚。因为是皇帝的妻子和至亲，这些人深得皇帝信任，危难之际，往往被委以重任。
第三类是太监。这些原本地位卑贱的不幸者，由于与决策核心层太过接近，也容易染指最高权力。
第四是权臣。皇帝是生殖竞争的结果，有机会成为冲锋冠军、制造了皇长子的精子不一定就是遗传基因最出色的那一颗。但是那些经过层层斗争上来的大臣，却个个是人中龙凤，不好摆弄。遇到懦弱的皇帝或者特殊的历史时机，他们常常可以成为假皇帝，甚至夺取皇帝的天下。
第五当然就是农民起义和敌国外患了。这些往往是导致王朝灭亡的直接因素。
在清代皇帝的智力接力下，这些问题都得到了空前成功的解决。
在清代早期，皇族内部发生过很多权力斗争，以雍正兄弟相残为登峰造极。从乾隆时代起，皇帝彻底改变了清王朝的贵族政治传统，把任何皇族人物都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自此历经干嘉道三朝一百二十多年，无宗室王公进人军机处者，直到慈禧时期才被打破。
清代前期的皇帝都较好地处理了后妃与外戚的关系，既让他们坐享尊荣，又成功地根绝了他们的干政企图，外戚后妃之祸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
清代总结历代太监之祸的经验，管理太监非常成功。清朝初期，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为有效管理太监，乾隆总结积累了近百年的管理经验，下令编纂了“宫廷法典”——《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和《国朝宫史》，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太监一旦犯错，决不宽假。对于太监干政的苗头，打击起来更是毫不手软。为了提醒自己要警惕太监，乾隆还将御前太监全都改姓为“秦”“赵”“高”。由于时刻提防，坚持不懈，清代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真正威胁，即使是晚清的李莲英、安德海，与以前的权监相比，其权势也不可同日而语。
在强化君权、防范权臣方面，清代有许多政治创新。第一条是密折制度。清代以前，大臣们言事，所上奏折都是公开的，皇帝的批复也是公布于天下。清代却规定，中高级官员可以给皇帝上密折，并且在密折中可以汇报其他官员的行为。这一制度，把天下主要官员都变成了皇帝的特务，各级官员被这道无形的绳索紧紧捆住了手脚，畏于别人的监督，只能服服帖帖，不敢越雷池一步。清代的另一个政治创造，就是军机处制度。在雍正以前，清朝实行的是继承自明代的内阁制度。大学士的权力比之以前的丞相之权，固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相对君权来讲，仍然是极大的牵制力量。雍正七年，清廷设立了军机处。有关战争的一切事务，不再经过内阁先行审阅，也不经过议政王公大臣们讨论，而直接由皇帝自己处理，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及至乾隆时期，军机处权力较以前大大扩展。军机大臣灵活任用，随进随退，实际上不过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给皇帝跑腿打杂，手中不握有任何制度性权力。
出于千方百计防范权臣的需要，甚至连儒学人格追求，都成了皇帝打击的对象。原因很简单。儒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清代皇帝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过于在乎自身的名誉，也会妨碍他们全心全意地，不打折扣地为皇帝服务，妨碍他们成为绕指柔的奴才。为了彻底把大臣改造成奴才，雍正帝提出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们不但不能图利，也不能“好名”。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乾隆朝，都有大臣因为“好名”而被皇帝严厉打击。比如雍正朝的杨名时，是一个有操守的政治家，在很多问题比如打击科甲朋党问题上与皇帝意见不同。他做了很多减轻农民负担的好事，却忘了推功于皇上，遂引起雍正帝的恶感，说他“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被寻故抓入大牢。因此清代的内阁成员都周密小心，不图虚名，谨慎小心，缄默持重；坚持不做政治家，而只做大秘书；不做思想者，只做执行人，成为一个个有才干，有风度，没思想，没坚守的奴才典型。在明主身边，他们是襄赞有功的能臣。在暴君身边，他们也会是一个避祸有术的“态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