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九章 平民的盛世：宋代（第3/8页）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赵匡胤通过整体民族的文雅化保证了赵氏的身家安全，却导致整个民族失去了安全。虽然宋代物质实力远在四夷之上，但缺乏战斗力的军队，过于分权的官僚体制，使宋朝数百年间积弱不振。在北宋几次耻辱的失败之后，赵宋王朝终于被驱离中原，南渡另立。
从北宋中期开始，亡国灭种的威胁如同乌云一样，一直笼罩在每一个宋人的心头，并且终于在南宋末年变成事实。这是分析宋人性格的不可忽视的一个背景。事实上，在大宋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宋人都生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之中。越到后来，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就越灰色和悲观。
这就是宋人痴迷梅花、竹子、兰花、菊花这些幽雅冷静意向的原因。
梅兰竹菊在宋代以后被称为“四君子”，成为中国文化中一种代表性的意向组合。分析这四种意向，我们会发现它们有一种共同的精神特点：梅在严寒中怒放，展现着严酷环境中的不屈；兰独处于幽谷之中，代表着寂寞中坚守情操；竹则未曾出土先有节，表达是士人的自制和节操；菊花傲霜而开，残败犹抱霜枝，象征的同样是在逆境中的抗争。总结起来，这四种事物所表现的，其实都是对即将到来的严酷环境所做的一种心理准备，为在死亡、在被征服的威胁面前坚守气节而进行的自我精神动员。
这是宋代士人独特的共同文化心理。宋代读书人普遍意识到，“文明的深秋，甚至文明的冬天就要到了，霜雪将摧残中国的士人，于是士人们只好为此做精神上的准备，用梅兰竹菊的精神来‘武装自己’”（朱建军语）。
因此，宋代士人的性格与唐代完全不同。唐代文人傲岸不逊，豪饮高歌，笑傲王侯，斗鸡走马，出塞入关，挟妓交游……身上充满了充沛的活力和无忧无虑的乐观。他们是青春、自由和欢乐的。
而宋人不再有可能跨上战马，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时刻处于威胁之中，他们所能做的，却只有老老实实寒窗苦读，在案牍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因此宋人比唐人敏感、脆弱得多，作品中迷漫着对人生茫然无着。连宋代的少年都是少年老成，愁绪满怀的。唐代“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崔颢），宋代少年却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淡淡忧伤中得到心理的满足。
亡国灭种的威胁，是理学兴起的直接原因。
在死亡面前，宋代士人不自觉地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开始到超越生死的佛教禅宗之中去寻找精神力量。外在的环境是如此动荡不安，他们只能依靠内心的强大去适用锚定自己的命运。在宋朝以前，中国人并不压制自己的欲望，活得健康而自然。而宋代开始，不会骑马的士人们不能比赛疆场杀贼，只能比赛谁更能“杀心中贼”，也就是谁更能“克人欲，存天理”：他们必须磨砺自己的意志力，才能保证自己在任何逆境面前都能生存下去。
心理学家朱建军说，理学的兴起，其实是基于一种心理误区：“宋代中国人没有了自信，因此他们靠守节来获取安全感。在他内心中隐隐约约以为，只要他用强意志力谨守一些细微的行为准则，灾难好像就不会降临于他。这迷信的想法使他尽心竭力地坚守一些也许本来是很无谓的行为准则。”这种心理误区使中国知识分子从宋代开始都染上了“强迫性人格”，都成了完美主义者。他们给自己提出的标准非常高而不切实际，要求自己必须成为“圣人”，不允许自己犯哪怕最微小的错误。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心理安全。这就是宋明理学的诞生背景。
男人们缺乏自信，妇女的命运因此遭遇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宋代男人在女人面前则严重缺乏安全感，文弱的宋代男人怕女人比他们健康，怕她们红杏出墙，怕她们去寻找比自己性能力更强的男人。因此从宋代开始，男人开始了处女嗜好，三寸金莲普及，致力于把女人如同粽子一样用礼教和衣服重重包裹起来，要她们三从四德、站不依门，要她们性格怯弱，弱不禁风。因此唐代女装以宽大为尚，而宋代则以窄小为美。窄瘦贴身、交领深掩的窄袖衣是宋代流行的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