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他爱他家 姜昆

梁左走了,去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按说他应该是舍不得离开他所热爱的生活的。

他对它是那么地有感情。

在东直门小胡同的大杂院里,他和街坊二哥一起请我吃饭,地点是门洞里,那儿通风,我和梁左穿着大背心。二哥光脊梁,事情是为二哥二嫂吵嘴打架说和。梁左说:小两口打架不记仇,白天吃的一锅饭,晚上睡着一个枕头,不是说你们,说的是农民,是李双双他们家。你们是知识分子,不一样,你们得分清哪是哪,找明原因,顺藤摸瓜,为什么中国老祖宗讲穷吵恶斗,这是根儿,是因为穷了才吵,咱就解决穷的问题。

第一,先把工作推了。

第二,把房找着,别在大杂院里住,住楼房单元。

第三,把房装修好喽,没钱不要紧,借钱,装修好了就得挣钱还钱,那时候,还吵吗?不吵了,没工夫了,还没还完钱哪,为吵嘴影响住单元房,不合算呀!因为吵嘴搬回大杂院儿,谁也担不起这责任,知识分子,分得出轻重呀!

说得我哈哈大笑,二哥不好意思地笑。门洞里的小酒小菜吃得我们乐融融的。

事后,我重复他的话,说他讲得有意思,梁左说:“大杂院里吵嘴的事,特经琢磨,越琢磨越有味儿,在他们当中,我能写好些好些东西……”他一边抽烟一边眯着眼睛琢磨,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词,但是那股为在最基层的生活中吸取营养的惬意劲儿,我能感受得出来。

我让他上说唱团来当创作干部,开始他答应了,可是他和我干了一年多以后,忽然提出不愿意在说唱团里干,希望能到一个研究单位,我帮助他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了曲艺研究所的理论干部。

我问他为什么?他依然抽着烟眯着眼,咱们俩快两年了,我看出来了,你这个说唱团的团长,就是一个大家长,你什么事都管,都护着、人家早上起得晚,你不高兴,觉得人家懒,脸上还挂相,人家晚上打会儿麻将,你耷拉脸告诉“干部不许参加!”弄得别人全看你的脸色上班儿。我是和你最好的朋友,你从来不管我,可我心中有愧,我喜欢和他们打麻将。现在我可以,因为我不是干部,万一你重用我,让我当班级的创作班长。我就成干部了,我瞎了,玩不成麻将不说,我缺了一个和大家伙不动脑子聊天的途径,所以,我先撤一步,为的是有个散漫自由的天地,为你排忧解难,为我铺平垫稳,何乐而不为呢?像他平常一样,把他心中酝酿很久的事宜,用惆怅式的,漫不经心地向你娓娓道来,让你乐颠颠地进入他的逻辑之中。不时地还以“啧”的感叹词表示赞许和同感,生米做成熟饭时,才后悔上当。

梁左没来说唱团,去了艺术研究所的曲研所,但是我了解到他希望无拘无束的创作,不愿意与最善良的老百姓接触,有障碍,愿意有个“不动脑子聊大天”氛围的追求,这是他心底的追求,他在以后的创作中也这样追求着。

在占有丰富的生活素材上,梁左善于构思,当然他的构思是从生活中完成。1985年,我参加了全国视听高考的考试,其中让我写公文格式的文章时候,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我戏谑地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遵照上级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的重要指示精神,经北京市经济开发委员会讨论决定,自即日起开放长安街以东地区,为自由贸易早市地段。

梁左听着,眯着眼睛赞道:“这是个好东西!”他对题材,对戏剧的因素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他一口一口地抽着烟说:“姜昆,你说你要上电大,把这考试卷子夹在自行车后架子上,然后你在东四牌楼那儿走。车一颠,一阵风给你吹走了,你不知道走了。碰上个正要做买卖下海的人,嘿!他一看,二话没说把你这稿子拿回家去,七姑六姨的那么一通儿宣传,了不得了,长安街堵塞,自由市场摆上摊儿,那地方宽敞,一传十,十传百,先是近郊区的,接着就是远郊县的,然后警察就查谁造谣惑众,发动群众,层层深入,一对笔迹是姜昆的,然后设立专案组,采取背对背的方式挖深搞透,你这说唱团长所有演出的账目翻个顶朝天,和海外的关系全部监听,所有和你谈过话的,找你签过字的女孩一个一个地审查,打听,追你组织群众在长安街上搞自由市场的动机……”他的一通发挥,乐得我前仰后合,他也笑得几乎喘不上气来。1988年底,这就是我们共同创作《特大新闻》的原始阶段。现在回忆起,他如潮的思绪,丰富的想象,夸张的构思,不尽的素材,哪一个不来自他丰富的底蕴和基础,哪一块儿不出自给予他不尽宝藏的生活源泉。

梁左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没有离开过他身边熟悉的人,没有离开过他所熟悉的环境,没有离开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