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家族事务”（第5/8页）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的负责人是汤米·科科伦的弟弟戴维，汤米·科科伦则担任该公司的总顾问。担任公司秘书的是华盛顿的“百事通”、与战略情报局（后来又同中央情报局）有关联的怀丁·魏劳尔。陈纳德在航空领域业务的大多数股份被中央情报局接管后，魏劳尔最终成了陈纳德在中国的“商务合伙人”。罗斯福总统的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戴拉诺的本家叔叔也在中国国防供应公司担任董事，此人属于罗斯福家族中早先在上海从事贸易的那些人。子文曾经说过，他去美国是为了家族事务。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家族”指的是宋氏家族、罗斯福家族和科科伦家族。

尽管子文是财政部那数亿美元贷款的经手人，且他与那位财政部部长及国务院里的其他几名高级官员之间的关系也非比寻常，但在财政部的档案里却没有发现他本人及宋家其他人的任何踪迹。从司法部找到的一份联邦调查局的文件显示，1940年，财政部和联邦调查局曾根据小摩根索的指示对子文进行过调查。那次调查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为了“内部安全”而对“他的财务处理情况进行一次分析”。小摩根索对调查结果一定感到非常满意，因为自调查结束后，他和子文便成了亲密的朋友。不过财政部显然是把这次调查的档案资料都销毁了。

人们已经注意到，“二战”期间美国本土吸食海洛因的现象已经大幅减少。这主要是因为战争期间毒品贸易遭到严重破坏。然而，中国国内的毒品贸易却从没有真正中断过，除了短时间受到几次干扰外，国民党将领和青帮大佬们一直在跨过日本人的防线从事毒品交易，生意做得非常火。1937年年底美国制裁中国外交官事件之后，根据《借款条约》拨付的一亿美元算是美国人给蒋介石政府的一次补贴，这笔钱代替了毒品出口，成为蒋介石政府主要的外国补给。

这笔贷款兑现后，中国毒品立刻不再是美国政府关心的社会问题了，这种快速变化引起了很多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过财政部的档案里并没有对《信息自由法》的质问做出任何回应。

关于毒品的问题，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从中国发回了很多相关报告，国务院的特别档案室里也保留着这些报告的副本，但财政部和毒品管理局却声称不知道这些档案的存在，这造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所有这些报告中都没有直接提到宋子文的名字，因此没有任何他参与海外毒品贸易的佐证。至于报告中间接提到子文名字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手下的员工和经常跟他出国访问的随行人员积极参与了向美国大规模走私毒品的活动。

当时美国政府做出决定，向鸦片生产国提供“替代性农作物”和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对其在毒品交易方面的损失进行补偿。从美国政府当时的各种政策来看，其禁毒政策很可能是在与蒋介石进行第一笔一揽子交易之后制定的。

10月，委员长派陈纳德到华盛顿帮助子文。中国空军需要飞机。陈纳德跟子文的朋友们一起商讨了很长一段时间，制订了一个采购计划，并试图找到愿意把战斗机卖给他们的厂家。业余时间里，他则抽空去探望约瑟夫·艾尔索普和罗斯福总统的另一位“厨房内阁”成员、经济学家劳克林·柯里。

子文曾告诉财政部部长小摩根索，中国需要500架飞机。而小摩根索则告诉他，这就像要500颗星星那么难。美国已经跟英国签署了供应大量战斗机和轰炸机的协议，不过陈纳德获悉柯蒂斯—怀特公司正准备把英国人不愿意要的100架P–40战斗机运往英国。这种飞机机身重、速度慢，还装有防弹装甲，英国人看上的是型号更新、速度更快的美国飞机。陈纳德把有关这批飞机的消息告诉了子文，英国人立刻得到承诺：如果他们同意把这批战斗机转售给中国，那么他们将得到更好的飞机。

日本人此时已经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为了通过英属缅甸这个大后门，穿过600多英里人迹罕至的山区把各种补给品运到中国，盟军开始修建滇缅公路。陈纳德的飞机将被装在木条箱子里运到仰光，并在当地进行组装。这些飞机将用来保卫滇缅公路上运行的车队，并负责重庆的空中防务。

子文聘请威廉·波利，也就是那位把这些命运多舛的战机卖给蒋夫人的那个人来负责装配这批飞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波利专门成立了“中央飞机制造公司”。

接下来的工作是寻找飞行员。1907年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任何一位“宣誓效忠外国人”的美国公民都将被取消美国国籍，因此从美国招收战斗机飞行员到中国参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1936年，国务院曾用这条法律作为武器，制止那些忙着赶去参加西班牙战争的美国人，很多美国飞行员因为正在为（或者正准备为）西班牙“邪恶的一方”驾驶飞机而被没收了护照。出于自己的浪漫情怀（而不是政治动机），大名鼎鼎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弗兰克·廷克也去了西班牙。由于表现出色，他获准驾驶最新式的苏联战斗机与苏联飞行员们并驾齐驱。但在回国后，他却遭到了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追捕，直到他在小石城一座旅馆的房间里自杀才告罢休。而仅在此事发生一年之后，华盛顿就要准备招募自己的空军飞行员去为亚洲的那位“佛朗哥大元帅”[1]效劳，这事如果传出去一定很没面子。